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尊敬的先生：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可惜在德国，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而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学校里濯输的那些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是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后来又在《费尔巴哈》最后一章里谈到了。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把握总的联系；
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请代我……先生问好并代我感谢送来……，它使我十分高兴。
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弗·恩格斯
尊敬的先生：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可惜在德国，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一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而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 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学校里灌输的那些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是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 后来又在《费尔巴哈》最后一章里谈到了。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把握总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请代我……先生问好并代我感谢送来……它使我十分高兴。
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弗·恩格斯
（摘编自恩格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材料一：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总是从主观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出发，总是从神的意志、卓越人物的思想或某种隐秘的理性，即从某种精神因素出发去解释历史事件，说明历史的发展。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曲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这个讲话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科学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路线，它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揭示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在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时就会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智慧，更加接近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诞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但由于它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选自蒋成会、张荣臣《历史唯物主义让我们行稳致远》，《中国纪检监察报》有删改）
材料二：
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标示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所处位置、发展状态和前进方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重大政治判断，是一项事关全局、着眼长远的战略考量，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历史内涵和实践内涵。
从本质属性看，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境界的发展阶段。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其历史基点。新时代总体上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三者高度统一，互为规定，有机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
从产生原因看，新时代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应运而生。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科学认识矛盾变化是发展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形势变化多次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科学判断，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深入发展。从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到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方面美好生活向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成为新时代产生的根本原因。
从意义影响看，新时代连接起民族和世界两个大局，对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天安门城楼两侧的巨幅横标，西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东侧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体现了我们党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和志存高远的世界眼光。新时代有力宣告了“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的破产，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开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纪元。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胸怀“两个大局”，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栉风沐雨、勇毅笃行。
从依靠力量看，人民群众是新时代的历史主体和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的中流砥柱。任何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都是改造世界和改造自我的有机统一。新时代是千帆竞逐、百舸争流的时代，也是充分激发创造活力和奋斗热情的时代，人民群众是新时代的主体性力量，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拓者、建设者。面向未来，人民对党期待更高、要求更高，必须以守正创新的精神状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勇于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让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在新时代充分彰显，实现从大党、大国到强党、强国的根本转变。
（选自钟纪言《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担当尽责》，《中国纪检监察报》，有删改）
材料三：
《吕氏春秋》有言：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展望未来，中国正在不断崛起，走向世界，可是我们的很多制度建设还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制度建设必须不断创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一成不变、僵化停滞的，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这次全会重点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继续完善我们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把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激发出来。当今时代瞬息万变，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我们绝不能僵化教条、一成不变。世易时移，没有一个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永远行之有效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国际国内都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有些新问题、新情况对我们的制度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继续创新，谋求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案和研究对策。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宽，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今后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有些新情况、新问题，可能是我们过去从未经历过的，解决方法也没有历史可以遵循，只能依靠创新，以问题为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和理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解决。我们必须记住，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实践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以复制和借鉴，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探索，去实践，去创新。
（选自张美美《以制度建设点燃中国梦》，《新丝路》，有删改）
材料一：
习近平同志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必须实现的重大改革成果。
生态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一种与生态密切相关的、社会共享的公共产品。根据其公共性程度和受益范围的差异，可将其进一步细分为纯生态公共品和准生态公共品，前者指具有完全意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对全国范围乃至全球生态系统都有共同影响的社会共同消费的产品，通常由政府提供，如公益林建设、退耕还林还草、荒漠化防治、自然保护区设置等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项目；后者介于纯生态公共产品与生态私人产品之间，如污水处理、垃圾收集。
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把握好以下原则取向：有利于推进生态产品生产，要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让生态产品的生产者切实感受到生态产品生产的社会价值；有利于推进全面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要通过健全不同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协同发展长效机制，使以生产良好生态产品为重点的地区获得应有受益或补偿；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调动生态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基于以上原则取向，我国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程中，开展了诸多有益工作，例如，在生态产品的产权上，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产权制度，培育形成多元化的生态产品市场生产、供给主体；在生态产品的市场体系建设上，创设生态产品及其衍生品交易市场，建设有效的价格发现与形成机制，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生态产品市场体系。但与此同时，一些因素也影响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以此为抓手，在实践中克服不利因素，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建立价值估算体系。目前，科学评价生态产品的技术和核算体系还来形成，使得生态服务市场交易制度、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机制的建立铁乏科学依据。在实践中，一些学者曾分别对我国陆地水生态系统、红树林生态系统、藏北高水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过测算，但这些测算还很初步，还没有形成体系，进而纳入政策制定和应用中。
完善法律制度保障。现行立法缺乏综合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法律的基本原则以及可操作性的程序法，特别是生态产品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自然贵源户权制度、生态红线管控制度等尚未制定实施，难以以严格的法律制度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健全市场体系。一方面，当前尚未建立产权归属清晰，开发保护权责明确、监督管理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所有者缺位、所有权边界模糊等问题比较突出。另一方面，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还不完善，导致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偏低、生产开发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保护生态得不到合理回报，大量生态产品被免费、无约束地过度使用。
（摘编自陈青《加快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材料二：
生态产品是有别于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的第三类满足人民需求的特殊产品，需要梳理其消费属性特征，即属于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不同属性的生态产品，公共政策选择和消费理性显然不同。以自然属性产品生物多样性为例，各类生物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也是全世界的，不仅是当代人的，也是子孙后代的，因而必须由国家提供保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表明自然是重要的价值源泉。“两山”理论是习近平同志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拓展，不仅是对自然创造价值的学理认可，也是对按劳分配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意味着自然也应该参与分配，人类不能占有自然的全部产出，还应留一部分给自然。而人类社会财富，也应该有一部分回馈自然。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和测度，生态产品与物质、文化产品既有关联的一面，即提升或贬损物质和文化产品的质量或成色；也有独立的一面，即与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兼容。一些生态产品的生产具有市场刚性，没有替代品，可谓“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这就要求我们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对于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民生普惠的天蓝地净水清，显然应该由纳税人共同承担。对于准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可以由消费者承担部分费用。对于具有私人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山耕、山居、野生动物狩猎配额等，源自自然或因自然而升值，应由市场调节供求关系。
（摘编自潘家华《科学梳理生态产品的消费属性》）
辩证法也有几个原则，如下：
一是矛盾对立的原则。演绎法立脚于事物的同一，不承认有矛盾。辩证法却以矛盾为出发点。世间事物本来自身含有矛盾，例如：生长和死亡互相对立，生物一天天生长，同时也就一天天近于死亡，生长的意义也要因了死亡才可思维理解。此外，如力学上的作用和反作用，数学上的正和负，都是矛盾和对立的好例。
二是量影响到质的原则。一种事物因了量的改变，性质就会变化。例如：把水的温度增至摄氏百度以上就成汽，降至摄氏零度以下就成冰。又如：一张一元纸币在袋中是日常零用，把同样的一元积贮起来到某阶段，就会变成谋利的资本了。
三是否定的否定的原则。世间事物的发展进步，必取否定的否定的顺序。例如：一粒谷子下土到发芽变禾以后，最初的一粒谷子已没有了，这是一个否定。禾到成熟的时候就萎去，所留剩的是一粒粒的新谷，这又是个否定。否定的否定，是事物发展进步的步骤，社会的变迁的情形也可用这原则来说明。这原则又叫“正反合”，两种互相正反的东西被统一为较高的东西，世间一切进步的根源就在于此。
（摘编自夏丏尊、叶圣陶《议论文的推理方式》）
请简要赏析“生长的意义也要因了死亡才可思维理解”。
语言不够“纯净”，据说是新诗的通病。（ ），是诗歌艺术的可贵之处。我们并不认为诗和说话可以____。诗是经验的艺术化的表现，不是日常会话的达意。其次，文言在日常生活上虽已僵硬难用，但在艺术品中，经诗人的巧妙安排，却能“____”，加强美感。反之，如果欠缺艺术的生命，则尽管一首新诗通篇不用一典，不掉一文，那种“纯净”也只是“____”的代名词罢了。说坦白些，在文学的国度中，新诗人们是带点贵族气质的。我们宁愿自己的作品成为滞销的奢侈品，也不愿它成为畅销的牙膏，人人皆可入口，而转瞬又必吐出的牙膏。
一旦超越了起码的“纯净”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文言宜于表现庄重、优雅、含蓄而曲折的情操，而白话则明快、直率、富现实感。许多意境，白话表现起来总嫌太直接、太噜苏，改用文言则可保持____的距离。艺术当然也追求和谐，但那应该是成品的，不是原料的和谐。愈能使不同的因素化合成和谐的整体，愈能以不类为类，愈能显示作者艺术的奥秘。愿“纯净主义”的信徒们多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