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视察一所学校时，他满脸凝重地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大字，勉励人们战胜眼前的困难。
②这家公司本肩负着为国储粮、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任，却将粮食就地“空转”，套取巨额财政补贴，变管理为监守自盗。
③一些所谓的“高考满分作文”针对社会发展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大肆批判，看似针砭时弊 ， 实则拒绝承认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努力。
④大国间发生贸易摩擦，通信业殃及池鱼 ， 几家科技公司也被推至风口浪尖。
⑤他培育的这一水稻新品种，提高了产量，已经在广大农村泛滥成灾了。
⑥熊猫饮水，颇似酒徒贪杯，总是喝得肚皮隆起，而后安之若素地拖着笨拙的身躯，一摇一摆地向远处的箭竹林走去。
材料一：
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作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幸福在《论语》《道德经》等诸子典籍中也被称为“乐”。那么，在先秦诸子看来，幸福有着怎样的内涵呢？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恒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人和者，谓之人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担当责任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黄亚果《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材料二：
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
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或可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胀，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马斯洛所说的基本需要之上的自我实现需要。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发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懑，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追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
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节选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
材料三：
最近相继召开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纷纷透出“幸福”信号，构建幸福城市、提高国民幸福指数被各地列为主要奋斗目标。它意味着不少地方正从见物不见人的GDP崇拜，逐步向见物更见人的“以人为本”转变。
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如果政府和公众对幸福的理解有差异甚至有天壤之别，会不会出现政府所致力于提升的幸福，不过是强加于公众但实质上公众并不能感受到的“幸福”呢？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其实没那么难。评判幸福固然很难，但评判不幸福却很容易。比如说，机会不公平就是一种不幸福，不能给人以稳定预期人就会有不幸福感，等等。我们不敢肯定什么是幸福，但我们肯定有能力消除这些不幸福因素。当越来越多的导致不幸福的因素被消灭，幸福感必然会有所提升。更重要的是，对幸福感的评判权要掌握在公众手中。虽然有评判权的公众不一定能说清楚什么是幸福，但如果公众手中的权利无法约束政府的权力，那公众一定不幸福。
（摘编自志灵《幸福感是否提升，请把评判权交给公众》）
材料一：
世界哲学大会期间媒体发布的“中国民众最关注的十大哲学问题”里，有这样一条：人为什么要讲道德？
说来话长。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把生活中的人、事、物划分为“好的”或“坏的”，总是借助“善”与“恶”的视角来理解和评价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种种情形。道德的存在，帮助我们建立起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较为合理的伦理秩序，以及较为长远的社会预期。这就是人类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来的生活状态。
几乎所有的伦理学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生活有所经历和思考的普通人也会给出自己的答案。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当我们如此提问的时候，内心其实已经生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人可不可以不讲道德？”
提出后面这个问题并不会让人感到愉快，但它却必须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这不仅因为两个问题其实“一体两面”，更是因为它们共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即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结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相应的，“讲道德”成为人这种生灵不仅显著而且引以为豪的标志，也正是因为它构成了对人性本质的展示和呈现。
为了表明“讲道德”是人更愿意（或至少是经过教育和劝说之后更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伦理学家给出了许多论证方案。其中一种典型方案是，将“讲道德”与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以及人类生活的繁荣联系起来；通过描述和阐释道德对人类的自我提升、自我成就、自我超越的关键作用而证明“讲道德”的必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崇高性论证”。
还有另一种论证方案，那就是“脆弱性论证”，它的着眼之处不是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或生活的繁荣，而是个人的生存、集体的维系或生活的延续。它的基本逻辑在于告诫人们：如果缺少道德，个体将无法继续生存，集体将分崩离析，整个人类生活将退回到“丛林状态”。原因在于，就个体而言，人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是极为有限和脆弱的，恰恰是这种有限性与脆弱性，使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建立互相帮扶和约束的秩序，结成拥有一定规则的集体和社会，从而确保每位成员的安全与发展。
两种论证方案并非决然分隔，它们只是不同的、各有侧重的回答方式。对于许多影响深远的道德理论而言，其答案的内容往往兼而有之。毫无疑问，在一个思想偏好日趋多元、文明互动日趋频繁的现代世界里，我们需要更多的、更有价值的论证方案来回应这个问题，激发人们的思考，从而展现道德哲学的魅力。
（摘编自《人为什么要讲道德》）
材料二：
虽然现在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对道德底线崩溃现象的报道，不过，情况未必那么悲观。我认为，中国基本的道德基础还是有的。那么，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我认为需要检讨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道德问题上最基本的一些想法是有问题的。如果道德行为需要一些规范，这些规范一定要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可能说建立一个新道德就马上建立一个新道德。但是，中国社会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不断的革命加上改革，老是在动荡中，或者老是在变动中，这就使得所有人都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可以变的，包括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一个现代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基本不是现代社会形成的，都是传统的。我们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包括要有诚信、不要杀人、不要放火、不要偷盗，哪一种是现代社会形成的？所以一个真正良性的现代社会，不在于形成一套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道德，而在于传统道德在现代生活当中有很好的维持。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我们要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新道德、新伦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当用比较有强度的、有基础的道德来制约市场经济发展，要使市场经济能够服从最基本的心理规范。资本主义追求的就是利润，市场经济必然唯利是图，不可能从市场经济的内部产生出不讲利润的道德。如果资本主义有道德，那么它一定是外在的东西，基本上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在人类千百年文明历史中所形成的基本道德规范。西方社会的道德，基本上是以基督教、天主教等为基础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产生道德，市场经济最大的动机就是追求利润。现在对我们道德冲击最大的不是集权主义，而是市场经济这匹脱缰的野马。
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单位是家庭。以家庭为中心，是一个比较能有效克制恶性个人主义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道德主体承担单位，像西方那样，明确规定基本的道德主体承担单位就是赤裸裸的个人，然后大家在赤裸裸的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行为规范，这在中国社会是不适用的。因为儒家的基础和基督教的基础不一样，基督教不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赤裸裸的个人。如果我们要进行道德重建，首先要确定道德重建的主体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是把道德重建的全部重心放在重建家庭、保护家庭之上，如果连一个家庭都不能建立起来，我们谈亲情、谈同情、谈爱心都是空的，都是大话、废话。
与重视家庭、保护家庭最切近的是儒家传统。这方面有很多错误的看法需要澄清。比如，最近十年来，某些似乎很了解现代社会的人把“亲亲相隐”批得一塌糊涂。而事实上已经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订，就是明确引入“亲亲相隐”原则。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就知道“亲亲相隐”在所有西方国家都是一个原则。事实上中国传统对这个问题的考虑远比西方早而深刻，但现在西方做得比我们好。
（摘编自《以家庭作为道德重建的中心》）
材料一：
从泰勒斯开始的希腊哲学关于宇宙的本质是水、宇宙的本质是火等的命题，充满了理性精神和理性推理，但没有严格的逻辑，苏格拉底要求用严格的理性逻辑去审查自己的命题，进而去反思人生与宇宙。这一严格的理性，体现在后来与柏拉图的一个个对话录中。几乎每一场对话，苏格拉底都以无知的状态出场，向有知识的智者提问，但对于这些有知识的智者的信心满满的回答，他却以严格的逻辑去追问，最后在严格逻辑的诘难和推导下，得出正确的结论。
严格的逻辑性，成为苏格拉底判定是真知还是假知，无知的标准。因此，苏格拉底留给世界的名言是：人生在世，不经过审查，不经反思，是无价值的一生。正是在苏格拉底的路线上，产生了柏拉图，其提出追求现象后面的理想性的理式；继而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其创立了严格的形式逻辑。西方的知识体系正是在这一严格的逻辑中建立起来的。后来西方哲学史上开创新时代的哲学家，大都是以苏格拉底式的石破天惊之“问”和严格的逻辑去贯彻自己的“问”，而产生巨大的时代影响的。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如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如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如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追问，如德里达对深层结构的追问……
回到苏格拉底，由他而来的这一西方式的严格逻辑，最为重要的结果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实验科学。按爱因斯坦的说法：西方文化的特质，在于两点，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二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实验科学。正如上面所说，这两点都是在苏格拉底所建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西方的哲学史家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创立者。
（摘编自张法从四句哲学名言看西方哲学的特质》）
材料二：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在诸多古代文明中，中国、印度和希腊产生了今天我们称为哲学的学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了人类精神发展在历史地理上的这种共同性，提出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概念，将这一时期看作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等哲学思想；伊朗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亦称祆教），将人世生活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希腊则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这表明：尽管世界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有着一定的共同性，哲学所思的根本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
雅斯贝尔斯的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以中西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为例，尽管旨趣、思路、内容、特点多有不同，但是其内在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第一，哲学所思的基本趋向都是形而上。用中国哲学的话讲就是要研究“道”而非“器”的问题。为什么哲学研究会追问“道”？这与人的理性相关。康德曾指出，对事物运动变化终极原因和条件追求的形而上学倾向是人类理性的本性。海德格尔也说：“只消我们存在，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第二，哲学所思的本质特征都是概念思维。即使像西方早期哲学家讲的“水”“火”“数”，中国早期哲学典籍所说的“太极”“易”“象”等，虽然有一些感性的特征，但都已经是哲学的概念。
哲学的这些共同性，是我们将中国和西方的哲学都称之为哲学的学理根据，也是我们可以设想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化的哲学的基本前提。哲学的这种共同性，是人类文明共同性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道路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哲学思想在各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也必然会有自己的不同特点。
（摘编自杨河、于品海《历史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历史》）
材料三：
在年届七旬之际，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人生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70岁的孔子从政治转向文化，潜心于《春秋》的编纂等多项文化事业，完成了为人间制定规则、确立准据，寻找意义之使命；与之不同的是，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并被判处死刑。中西圣贤在七旬之际的不同境遇，体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思想与文化。
孔子表达的是守成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于肯定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强调历史对于当下及未来的规范作用，侧重于维护社会生活的秩序性、稳定性、延续性。孔子的这种思想倾向，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思想史来说，长期盛行的是“代圣人立言”，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也要通过“集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政治史而论，数千年来，真正触及内核的政治革新极为罕见，政治运作方式代代相袭，鲜有根本性的变化。
苏格拉底代表的则是批判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缺陷、毛病；对于传统的做法、普遍性的积习，绝不视为当然。这种具有批判精神、质疑性格的思想倾向从苏格拉底后就一直流淌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譬如在资本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了洛克对“君权神授论”的驳斥；到了20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也是以“批判理论”而著称的。
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坚守的批判立场，整个社会就将缺乏自省自救的能力，失去自我更新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不自由（死亡）作为代价，为西方文化注入了自我省察、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精神因子。孔子对“旧”文化的“守护”与整理，既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更有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倾向，在现当代中国都处于相对贫乏的状态。一方面，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么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要么彻底倒向另一边，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能救中国、才能救人类。在这种非此即彼，看似坚定的立场背后，实际上是生硬、武断、简单化，是对传统文化的轻慢。另一方面，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我们更缺乏足够的批判意识与质疑性格。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式的批判精神，无论是一个小邦还是一个大国，都可能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一直酣睡下去，不知东方之既白。
（摘编自喻中《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材料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迅速采取措施。其中重点人群强制隔离甚至封城这样的措施，涉及一个必须思考的伦理问题：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的关系。
公共健康所要保护的是每个人的健康，当某个社会成员染上了某种传染病，社会有责任对他进行医治。然而，仅仅进行医治是不够的，如果任其自由行动，其疾病将会传染给他人，从而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对此，从公共健康角度出发，不仅要对传染病人进行积极的治疗，还要从保护其他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出发，限制传染病人的行动自由。
在危及社会全体成员健康的疫情面前，限制个人行动自由的正当合理性在哪里？英国学者密尔指出：“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伤害。”这里所说的“防止他人的伤害”，是指社会或社会权力机构对个人行动自由进行干涉，从而保护社会成员免受他人伤害。换言之，以不伤害他人为理由对个人行动自由进行干预，这样的干预就是正当合理的。
实际上，即使是仅仅涉及行为者本身的生命安全问题时，公共健康从保护行为者的角度进行干预，也具有正当合理性。密尔曾经指出，当有人想走上一座断桥而有生命危险时，这时阻止他的行动是正当合理的。换言之，个人行动自由也只有在无碍生命的前提下才具有意义。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政府建议大家在非常时期都少出门而自动隔离在家，就体现了公共健康将全体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自己保护范围的基本要求。
当公共健康与个人行动自由相冲突时，将公共健康置于优先性地位考虑，体现了党和政府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和立场。当然，即使是采取强制性的隔离，也应有相应合理的措施，能够使被隔离者感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对被隔离者来说，应当意识到这种举措对于公共健康的重要性。
（摘编自龚群《公共健康及其优先性》）
材料二：
公共健康关系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共生共存。当公共健康处于良好状态时，公共健康将维护和促进个体健康；当公共健康发生危机时，公共健康将威胁到个体健康的安全。当公共健康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人的某些权利，是维护公共健康所必需的，是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个人不可避免地根植子关系与社群之中，个人在社群中完善自身。个人的各种权利只有在一定的社群中才是真实的。而且，权利必然伴随着一定的义务，在公共健康领域，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之一就是为了公共健康而适当限制个人的权利。
政府在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发生冲突，采取干预措施时，必须充分考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必须尽量最小化。以公共健康为理由而牺牲某些人的权利，只有发生真正危及公共健康的事件，并真正需要某些人做出这种牺牲时才是合理的。因此，在践行社会正义时，公共健康不能要求公民无条件地随意牺牲个人权利。
在公共健康实践中，当个人的自由、隐私、财产等权利为了公共健康利益而牺牲时，国家和社会必须对这种牺牲作出适当的补偿，否则，是违背社会正义的。从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来看，个体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和前提，不以个体利益为终极价值目标的社会利益是不正当的，个体利益对社会利益的服从必须以有助于个体利益的改善为目的，并且这种服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应当得到补偿的。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也为这种补偿提供了法律依据。它规定，“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对个体为公共健康所做出的牺牲，给予适当的补偿，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应有之义。
（摘编自李伦、喻文德《论公共健康的社会正义问题》）
材料三：
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个人隐私权和促进公共健康是一致的，公共健康取决于公众的信任与合作，如不能保护个人隐私权，就难以鼓励个人去参加公共健康项目，如疾病的筛查、对有密切关系者的告知及医学治疗等，然而，二者又是相冲突的，社会不可能在强调维护健康信息的公共利益的同时，又能充分保护个人隐私权。因为在公共健康领域，有关疾病和伤害的信息是政府作出公共卫生理性决策的重要基础。为了公共利益，政府需要并且有权力取得、利用、保留及传递这些健康信息。以有效识别公共健康危险，制定公共健康决策，对政府的公共健康使命而言，这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这种对个人健康资料的系统化获取使个人隐私面临巨大的风险。健康信息能够显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生活最私密的方面，它能够影响到一个人就业、获得保险或社保福利的能力等诸多方面，越来越多的个人资料被收集并传递给越来越多的使用者，个人保护隐私权的能力就显著降低。而如果过度保护隐私权，严格限制可辨认健康数据的系统化收集，可能导致政府无法获得健康数据。从而无法做出保护公共健康的理性决策，导危害大量处于危险地位的第三人。
因此，在平衡政府保障公共健康的公权和保护个人隐私权之间，需要确立一个平衡点。如何在强力保护隐私权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个人健康信息在公共健康中的价值、促进公共健康的保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摘编李燕《限制与保护：公共健康领域的个人隐私权》）
苏格拉底之死
柏拉图
说完这番话，他站起身到另一间屋子去沐浴。克利托跟随着他，但却要求我们大家等在这里。我们边等边讨论刚才的谈话，接着又为降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个巨大的不幸而悲哀，因为我们都将他视为慈父，失去他会使我们像孤儿一般无依无靠。当他沐浴完毕后，他的孩子——两个小儿子和一个较大的儿子就被送到他的身边，他的妻子也来了，克利托陪着他们。苏格拉底向他的妻儿说了一些临别的话。接着，他让女人先离去，他本人又回到了我们中间。这时太阳快要下山了，因为他在隔壁的房间呆了很长时间。他坐了下来，但没再多说什么。这时，11人陪审团的随从走了进来，他站在苏格拉底面前说：“苏格拉底，我绝不愿意因为你曾咒骂过我而找你的碴儿，因为我发现你在这里所有的日子都显示出你是最高尚、最仁慈的。现在，你已经知道我带来的是什么消息了，我们即将永别，我希望能像你一样轻松地面对这一噩讯。”但他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只得转身走了出去。苏格拉底抬头看了看他说：“我也向你道别了，朋友，我将按你所说的去办。”接着他又对我们说：“这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自从我被关进这里之后，他就时常来看望我并与我交谈，他是那些人中间最善良的一个。你们看，他是多么真诚地为我而哭泣！但是克利托，请你过来，让我们来执行他带来的命令吧，如果毒药已经准备好了，就让他们把它拿来吧；如果还没准备，就让他们快些。”克利托说：“但是我想，苏格拉底，现在太阳还未下山呀！我知道有些人是很迟才喝毒药的，他们一直要拖到最后时刻。同时，他们总是先大吃大喝一顿，甚至还要享受一下他们最喜爱的活动。请你别太匆忙，现在还有时间啊。”
苏格拉底说：“克利托，你提到的那些人在按他们自己意愿这样行事时，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相信那样做是有益处的。而我不像他们那样做也是对的，因为我觉得推迟些喝毒药并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我死抓住生命不放，企图苟延残喘，那我就会瞧不起自己。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不愿意躲避。来吧，按我说的去做。”
克利托不再说什么，他对站在不远处的一个男孩点了点头。这个男孩跑了出去，过了很长时间他带着一个端着毒药的男人走了回来。苏格拉底对来人说：“好吧，朋友，关于这类事情你一定知道得很多，我该怎么做呢？”那人说：“没别的，你只须将毒药喝下去并来回走动就行了，当你感到双腿沉重时就可以躺下了。”
这时，他将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瞧了一眼手中的毒药，依然显得十分平静，他脸色没变，手也没有颤抖。他又抬头睁大眼睛看着那人，就像他平时习惯的那样，他说“我是否要洒一些毒药在地上敬敬某位神灵？”“苏格拉底，我准备的毒药刚够一个人喝的。”“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说，“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向那些神灵们祈祷，因为离开尘世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说着他就将杯子举到唇边，带着宁静而欣慰的神色将杯中的毒药一饮而尽。在此之前，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能忍住自己的眼泪，但当亲眼看着他把毒药喝下去时，我们的泪水就像决了堤的水一样涌了出来。我用袍子蒙住头，独自哭着；我不是为他而哭泣。我是为自己竟会失去这样一个好朋友的巨大不幸而哭泣，克利托在我之前就已站起身走开了，因为他难以忍受这巨大的悲痛。但阿帕罗道鲁斯却失声号啕起来，这使我们都悲痛欲绝。只有苏格拉底本人是个例外。他说：“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些古怪的人！我正是不愿看到这种情景才把女人先送走的。我听说一个人最好是在沉默中死去，所以我恳求你们安静并勇敢些。”这时，我们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大家尽可能地控制住啜泣。他来回走着，过了一会儿他说感到双腿非常沉重，于是脸朝天躺了下来，因为这是刚才那个送毒药的人对他的忠告。一个监督死刑执行情况的狱吏把自己的双手按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过了一会儿他摸了摸苏格拉底的脚和大腿，然后使劲掐了掐他的脚。问道：“你能感觉到疼吗？”苏格拉底回答说：“不。”他又掐苏格拉底的大腿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一边掐一边告诉我们，一股寒气正在慢慢地上升，苏格拉底的躯体正从下往上开始僵硬。接着他触摸了一下苏格拉底的身体说：“当寒气到达心脏时，他将死去。”说着，他将盖在苏格拉底脸上的布揭开。苏格拉底说——这是他最后的话了：“克利托，我还欠伊斯科莱普斯一只鸡，你一定替我还给他。”克利托说：“我一定照办，但请你想想还有其他话要对我们说吗？”对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没有给予任何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动弹了一下，当脸上的布再次揭开时，他的双眼似乎已经定住了。克利托看到这一情景，便帮他合上了双眼和嘴唇。
一切都结束了，埃切克莱特，我们的朋友，这便是我要说的一切，这个我们熟悉的、最好的、最聪明的、最正直的人离我们而去了。
苏格拉底亲爱的格黎东啊，你对我的关怀如果合乎正道，那是非常可贵的；如果不合，那就越关心越难从命了。我们首先必须考虑是不是应当照你说的那样做。因为我不但现在奉行，而且一贯遵守的原则是听从道理，凡是经过研究见到无可非议的道理我就拳拳服膺。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如果我们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能说出更强的道理来，我是肯定不会对你让步的，哪怕众人对我施加更大的恫吓，如同以妖怪吓儿童那样，声称要监禁、处死、没收财产等等。现在我们能够怎样研究最恰当呢？首先可以提起你对意见所说的那些话，看看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说有些意见我们应该注意，也有些意见我们应该不考虑。是不是在我被判死刑前这话说得对，到现在就显然成了空谈，无非是戏言和废话而已？我希望和你一道弄明白，在我现在的情况下，格黎东啊，我们说的那个道理究竟是变了，还是仍然有效，究竟是应当放弃，还是必须遵从。那些思想严谨的人，曾经多次断言在人们的意见中间有些必须高度重视，有些不必理会，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格黎东啊，神灵在上，你不觉得他们说得对吗？从人情上说，你并没有明天就要死掉的危险，你的判断不应该为那种局面所左右。请你考虑一下，你认为我们该不该说，我们不必尊重人们的一切意见，有些意见要重视，有些就没有必要，也不必听从所有的人的意见，有些人的要听，有些人的不必听？你以为如何？这话说得不对吗？
格黎东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那就该重视好的意见，不管那些坏的意见吗？
格黎东是的。
苏格拉底好的意见不就是明白人的意见，坏的意见不就是糊涂人的意见吗？
格黎东当然是。
苏格拉底在这方面，我们该怎么说呢？一个从事体育锻炼并且以此为业的人，是重视一般人的赞美、责备和看法，还是只听从一个人，即医生或教练的褒贬意见？
格黎东只听从一个人的。
苏格拉底那他就该畏惧那一个人的责备，喜爱那一个人的赞美，而不理会众人之见啰？
格黎东很明显。
……
苏格拉底很好。如果我们由于听从外行的意见而毁掉了我们那个为健康所改善、为疾病所破坏的部分，在这个部分毁掉之后我们还能活吗？这个部分就是身体，对吗？
格黎东对的
苏格拉底身体坏了、毁了，我们还能活吗？
格黎东不能。
苏格拉底如果那个为道义所改善、为不义所毁灭的部分毁了，我们还能活吗？那一个部分，不管叫什么，是我们的那个与道义和不义有关的部分，我们认为它比身体差吗？
格黎东不。
苏格拉底比身体贵重吗？
格黎东贵重得多。
苏格拉底我最好的朋友啊，那我们就不能听从众人对我们的说法，只能听从那一个深知道义和不义的人的说法，听从真理本身了。所以，你一起头的提法是不对的，你说我们应当考虑关于正义、美、好及其反面的意见。也许可以说，众人是有权置我们于死命的。
格黎东这很显然，苏格拉底，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可是，我了不起的朋友啊，我觉得我们刚才说过的话现在还照样有效。请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还主张：我们应当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
格黎东我还是这样主张。
过去提及网络文艺，人们总感觉其制作粗糙、格调不高，针对微电影、网络文学时不时打“擦边球”的内容，相关主管部门还曾出台过法规予以规范。这两年，乘着“互联网+”的东风，网络文艺在品质上逐渐实现精品化，①。这主要归功于网络文艺为人民提供越来越丰富的文艺样式和文化内容。前几年，唯流量论、唯IP论导致网络文艺创作空间受到挤压，也催生了一批靠炒作“小鲜肉”等话题和变现IP人气的速成品，坏了观众胃口。一些有艺术追求的创作者抓住机会，②，推出精品网络剧，如刑侦剧《白夜追凶》中潘粤明一人分饰二角，让观众感受到了久违的表演艺术魅力。近年来，纪录片这一“高冷”影视类型被愈来愈多观众接受。流媒体服务商出品的纪录片，既可以在线上播出，③，“两条腿走路”。更加喜人的是，网络文艺正在实现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传播。
苏格拉底：亲爱的格黎东啊，你对我的关怀如果合乎正道，那是非常可贵的；如果不合，那就越关心越难从命了。我们首先必须考虑是不是应当照你说的那样做。因为我不但现在奉行，而且一贯遵守的原则是听从道理，凡是经过研究见到无可非议的道理我就拳拳服膺。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如果我们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能说出更强的道理来，我是肯定不会对你让步，的哪怕众人对我施加更大的恫吓，如同以妖怪吓儿童那样，声称要监禁、处死、没收财产等等。现在我们能够怎样研究最恰当呢？
一般而言，我们最难于接受的便是规劝。试想为了使这帖良药而不苦口，人们曾经尝试过多少方法？或依赖于优美之文辞，或凭借于动听之韵律，或乞求于警策之谈吐，或借势于简练之箴言，因而使自己的一番意思，能够达之于人。
然而在所有上述种种进言方法之中，我以为最为有效的一种，也即是最为人们所欣然乐从的一种，则再无过于寓言，不拘这寓言以何种形式出现。如其我们能以这种方法进行劝说或提出忠告，其效果将远胜于其他各种，理由是这个方式最不易招致人们的恶感，也最不易引起各种反对。
这种方法之妙，只需稍加思索，便不难明白。首先，一般阅读寓言之际，我们往往不觉自己在受人指教，而是自己在教自己。我们阅读某人的书，不过读其故事而已，至于那规箴劝诫，则只是我们自己得出的结论，而非出自作者的传授。于是书中种种道德教训遂入人于无形，我们受教于非所预期，进德益智于不知不觉。总之借助于此法，人之茅塞既经洞开，遂自信其处处无不在自己引领自己，因而也不易唤起一般在听人劝说时的不快之感。
其次，我们如对人性稍加体察，必将发现，人心通常最感悦怿之际，亦即当人所从事的活动能使人对其自身的完美与才力有所感觉之时。心灵的这种极为自然的虚荣之感，在阅读寓言一类书时往往最能得到餍足；原因在阅读这类作品时，整个写作活动也仿佛有了他的一半；这时每个发现也即是他自己的发现；而读的过程亦即是将此人此事不绝地用于某个环境的过程，因而就这方面而言，则一个人自己既为书的读者，亦为书的作者。于是毫不奇怪，遇到这种情形，即当一个人的心智对其自身甚感满意，又能对其种种发现发生兴味，这时他必对引起这一切的某部作品深具好感。正是这种原因，《押沙龙与亚希多弗》遂成为英国诗中迄今最负盛名的篇章。诗的本身固然极佳，但即令写得再好，如其构制不能予读者以从中驰骋其才智的机会，谅其亦未必会这样脍炙人口。
（节选自艾迪生《论劝谏》，有删改）
为什么寓言是进言最有效的方法？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
金钱，有人对它____，有人对它____，也有人对它____，但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离不开它。先前上映的电影《西虹市首富》，围绕着主人公在金钱与职业道德，金钱与人生梦想，金钱与亲情、爱情、友情上的选择问题为中心，探讨了如何树立重要金钱观的正确问题。
我们倡导阳光下的财富，要坚决抵制不义之财，做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不为钱做违法或违心的事。公孙仪“嗜鱼不受鱼”，子罕“以不贪为宝”，杨震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拒金，包拯“不持一砚归”，（ ），他们不欺天、不欺地、不欺人、不欺自己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当面对金钱与道德、亲情爱情友情____的困境时，当然是选择道德和情感，要知道金钱可以赚取，但欠下了道德、情感的债，就会不断受到来自内心和社会的谴责，很难还清。
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我们要做金钱的主人，用理性驾驭财富。“腰缠万贯，每日不过三餐；广厦千间，夜寝不过六尺。”一些发达国家的富人有这样一个理念：“一个人带着财富死去，是可耻的。”我们也看到，我国富人做慈善、做公益也正成为风俗。在服务社会中获得财富，再用手中的财富服务社会，这样的富人不仅物质上富有，而且精神上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