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关《诗经》如何成书的问题仍待细究，但我们有理由认定，“王官采诗”的说法值得注意。“采诗”是从上古传下的制度，周王朝的统治者派出专门人员到各地采集歌谣，以此观风俗、察得失。也正因为如此，《诗经》作为“王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贵族教育和培养体系中的一门课程和一部教材，它能够在贵族子弟尚未广泛深入接触社会之前，丰富和健全他们的知识和情感。
孔子在谈到读《诗经》的益处时，特别提到它可使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足见已将《诗经》当作一部博物学著作甚至百科全书来看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毛诗故训传》对诗中提及的动植物加以注解，这为人们理解《诗经》及产生它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路径。受前贤著述启发，三国吴人陆玑撰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仅提拈出《诗经》中动植物的名称，还附述其样貌、形态、功用和生长环境，有时更综合对比不同地域的不同称呼以丰富人们对该物之认知。比如《秦风・蒹葭》中第一句“蒹葭苍苍”，陆疏云：“蒹，水草也。坚实，牛食之令牛肥强。青、徐州人谓之蒹，兖州、辽东通语也。葭，一名芦菼，一名薍，薍或谓之荻，至秋坚成，则谓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锐而细，扬州人谓之马尾，以今语验之，则芦薍别草也。”明人毛晋据陆疏所作《毛诗陆疏广要》，其中辨蒹、葭之别，并录别名十五种。如此详细的分辨考证，既存注疏者本人的见闻，也有他们思考判断（“验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这类路径的解析之下，《诗经》成了一种“博物志”。很显然，熟读《诗经》者更易成为博识之人，但绝非仅仅识于“物”而已，先秦以至后世的贵族，还会依据《诗经》所述来传递信息、理解隐义，因识于“事”而做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就记录了一则与《诗经》有关的“父慈子孝”的故事，魏文侯将自己不太钟爱的太子击封于中山，三年间都很少往来，一次太子击遣舍人赵仓唐向文侯进献礼物，文侯问太子平常读什么书，赵答《诗经》，文侯又问太子读哪些篇章，赵答《晨风》《黍离》。熟悉《诗经》的文侯当然知道，《晨风》写的是“未见君子”的忧伤心事，而《黍离》则抒故国之思，于是立刻赐给太子一袭衣裳，并敕令赵仓唐在天明之前一定要送达。太子击受赐开箧之后，发现下裳在上、上衣在下，马上吩咐安排车驾，即要前往晋谒文侯。赵仓唐大惑不解，太子击解释道：君侯赐衣，其实不是让我御寒，而是下令召还，这就是《齐风》中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果然，太子复归其位，父子君臣皆大欢喜。可见，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亦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
（摘编自谷卿《〈诗经〉里的物、事、情、理》）
美育的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但无论中外都很早就懂得美育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古希腊的柏拉图虽然在总体上贬低、____艺术和审美，但在青少年的教育上却非常自觉地利用艺术和审美对孩子进行全面良好的教育。他建议：“我们不是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们像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四周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 ），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吗？”可见，柏拉图大力提倡用优秀艺术作品对青少年实施美育，极为重视对青少年的美育教育，以陶冶、改善和培养他们的心灵。
在我国，两千多年前所倡导的“乐教”“诗教”就____美育的基本内涵。西周时期，礼乐便被纳入当时的学校教育，统治者重视诗、乐对民众心灵教化的作用，用以保持民风淳朴、国泰民安。《乐记》中就已强调“乐教”因人的本性而进行心灵疏导以产生____的感染功能，“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这正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要求的艺术教化即美育的效果。到王夫之，又继承上古以降的“习与性成”思想，强调日常生活（无疑包括艺术、审美）和习惯对人____的长期感化、教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