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在十多年前青年们讲恋爱，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通行着写情书，很多悲剧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有这种经验的人必然能痛悉文字的限制。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且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情达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地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文字下乡》）
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我们的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景，我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再论文字下乡》）
材料一：
这本小册子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成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犹豫过。所以该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发表。”“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尝试什么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三联书店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同意他们的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工夫。
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从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而今老矣。回头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奉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重刊序言》）
材料二：
《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一位作家说过，能将胡辣汤做得顾客盈门、生意红火，和能让火箭上天没有本质的区别。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分殊。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摘编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一：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已”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是一样的。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云，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在中国的第三次跳跃中，随着乡村振兴，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一大部分的农村开始了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土地本位让位给商本位，“差序格局”也有了新的因素。中国传统社会中重视的是以父系血缘为主的关系社会，姻亲关系在传统社会伦理中并没有受到重视，正如谚语所说，“嫁出去的姑娘就像泼出去的水”，姻亲关系被看作是一切由姻缘与血缘关系联结起来，比较松散的一层较远的亲属关系。随着文字下乡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一系列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削弱了传统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现代社会，长辈与晚辈大多是分开住，女性的力量不亚于男性，这也促使了与丈人家庭交往关系加强，此外，姻亲之间直接挂钩的利益较少，所以姻亲互助模式在社会中大量出现。
随着经济利益的渗透，“差序格局”的边界再一次扩大，发展出拟似血缘的关系网络。简单来说，拟似血缘实际上就是：“感情+利益”的关系，以扩大经济利益中合作与共赢的范围和渠道。通过“认干亲”“拜把子”等行为将过去的业缘关系转化为非正式的血缘关系即拟似血缘，这种“差序格局”的关系网扩大意味着更浓重的“利益”色彩掺和其中。其主要表现在：首先，称呼上仍然用类似亲属称谓；其次，在单位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第三，在利益纠纷上采取“无讼”的方式。一旦成为“自家人”，上级与下级或平级之间的关系就亲近起来，各种事情便可以看人而定，各种利益也就“唾手可得”。
业缘关系是人们由职业或行业的活动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由于大机器生产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执行，基本温饱解决，农村出现多余劳动力，于是这些多余劳动力流向了城市，形成了一股潮流——“民工潮”。在城市发展好的老乡往往会带着刚来的老乡一起发展，形成“老乡带老乡”的场景，抑或是企业中高管帮亲戚“走后门”的裙带关系。但受传统的“差序格局”的影响，当矛盾发生在他们中间，只能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在利益为尺度的情况下，这明显损害了其核心利益，于是为了避免矛盾发生，企业往往会回避其亲缘关系。表现为拒绝亲友来企业工作或是对到企业工作的亲友明确提出规章制度，实行非特殊主义的安排，团体格局渗入到了差序格局中。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所提到的“差序格局”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传统“差序格局”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逐渐消解，“差序格局”从农村迈向城市。尽管“利益”开始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尺度，但是无法改变“血浓于水”的思想。
（选自辛勇亨《浅析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有删改）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____之作。诚然，当今的中国已经发生了____的变化，但重温此书，人们不仅仍可感受到理性的光辉和人文的忧思，更会为生活在进步如此神速、变革如此伟大的时代而庆幸。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论述了14个问题，涉及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其首创的“差序格局”等观点，至今仍是了解社会的一把钥匙。其中提到的一些概念，让人印象深刻，比如“熟人社会”。“生熟社会”____。曾经，熟人社会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坎儿。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小的城市里，人员难以随意流动，社会的发展动力几近枯竭。而在乡村，大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狭小空间里，家长里短、恩怨纷争____，每个人都生活在透明的社群里，几无隐私可言。当今的城乡社会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熟人社会的影响尽管还存在，但已经越来越微茫。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或改造着熟人社会存在的环境，大家不再是“透明人”。熟人社会的结构正在瓦解，“陌生人社会”悄然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