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一九七二年，是调整国内各项政策的一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面对风云变化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思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二十八日，公报在上海发表。
——逄先知《毛泽东传》
材料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把精力转移到国内建设上来，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也出现了有利于和平的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派出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促成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的达成。
——夏莉萍《当代中国外交十六讲》
材料一：由于受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出口商品一直以初级产品为主，到1957年初级产品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仍高达63.6%，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比仅为36.4%，而且其中将近3/4是轻纺工业产品。中国进口商品则以成套机械设备和工业生产原料等生产资料为主，“一五”期间其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始终处于91.6%以上。据统计，1950年，私营企业承担的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33.5%，之后随着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国营企业逐渐在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中退出，到195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全部由国营外贸公司垄断经营。由于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敌对、孤立甚至封锁禁运政策，我国内地贸易的市场主要是中国港澳地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与部分西欧国家（英国、法国、瑞士等）也有小规模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盛斌、魏方《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