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魏晋以降，由于北方人口的南迁，南方各民族间的接触、碰撞、融合一直在或紧或慢地进行……唐代开始，中央政权加强了对东南区域的经营……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向南方的移民规模扩大、速度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因之加速进行。华夏文化也就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这一区域传播，其主要表现是汉族南方诸民系次第形成，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也发展成熟，奠定了南方民族关系的新格局。
——谢重光《唐宋时期南方民族的新格局》
材料二：松赞干布之所以会从威逼唐朝转变为“渐慕华风”，并主动表示愿意为唐朝贡献自己的力量，主要取决于如下几方面因素：其一，受到诸多少数民族政权到长安朝贡聘问的影响……其二，文成公主的影响。
——崔民德《唐蕃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材料一：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瞻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针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一：清王朝的腐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人民的反抗——这种合力的作用，既注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又激起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历史上杰出的革命人物和思想家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由此产生了新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已经不再是腐朽的清王朝和种种守旧力量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者的合力，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为新的历史主体的一方，与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另一方进行斗争而构成的新合力。中国既已出现新的历史主体，就必然出现新的道路的探索。
——摘编自陈先达《历史合力与中国的道路选择》
材料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治理道路进行了探索与实践。中国走出了一条和苏联、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国家治理道路，既避免了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国家能力软弱涣散，也避免了像苏联那样国家政权逐渐变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毛泽东在中国开创的国家治理思想的探索和创新。
——摘编自江宇《国家治理的中国道路》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上的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禁运阻塞了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和开放的途径……为了突破封锁，争取国际支持来加快经济建设，新中国采取了务实的开放态度：只要承认新中国，就可以在平等互患的基础上进行通商贸易。当时主要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开放。50年代初，中国从苏联引进建设了156个重大项目，同时聘请苏联、东欧专家来华，派出留学生学习。
——以上材料摘编自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材料二：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明确提出“一条线”外交战略。毛泽东说通：“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毛泽东提出“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再到美国这一条线上的国家联合抗苏，形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并摆脱此前亦即60年代在国际上所处的孤立地位。
——陶季邑《美国关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研究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