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下表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的边疆治理情况。
朝代 | 管理体系 | 边疆防御 | 民族政策 |
汉朝 | 设立郡县；设立属国，管理内徙边疆民族；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 以长城为主干，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瞭望、预警和防御为一体的边防体系 | 和亲、武力征服、纳降、内徙、分化瓦解、派遣使者、屯田、册封官爵、羁縻统治等 |
隋朝 | 确立羁縻府州制度；以边疆民族的首领为部督、刺史，并可以世袭；设立都护府，统于中央政府 | 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 | 采取过武力讨伐，但以怀柔、招抚为主，主要是和亲、册封、内徙，还有屯田、开辟互市贸易等 |
元朝 | 设立宣政院；建立驿站制度 | 部署了大量军队 | 屯田、册封、联姻、因俗而治等 |
清朝 | 在中央设置理藩院；实行州县、八旗并存制；盟旗制；沿袭土司制度，后来进行‘改土归流’ | 西北设伊犁将军、东北设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西南地区设办事大臣 | 封爵、给俸、年班朝觊、联姻等 |
材料二：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在长期的政治统治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形成并实施了恩威并施、和亲、羁縻、土司统治等民族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稳定了国内的民族关系。近代以来，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使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对民族自决和民族区域自治两种政策的反复比较和权衡中，逐渐倾向于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在个别地区进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试验取得的成效也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并最终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主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各民族长期相互杂居，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被确定下来。
——摘编自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
材料一：道光元年（1821年），阮元奏审办伤毙民妇之夷船水手折：
今咪利坚国夷人，佛兰西吐爹喇哪啡了，因民妇郭梁氏买果争闹，用瓦坛掷伤落水身死，已据供认明确，照例拟绞，情罪相符。……于本年十月初三日，将该凶佛兰西吐爹喇哪啡了照例绞决，以彰国宪，并夷人买取食物，向系官给买办，今民妇郭梁氏，私将蕉、橙卖给夷人，殊属不合。业已被伤身死，应毋庸议。
臣复谕饬洋商（注：行商）伍敦元等，传谕该大班，当知天朝法度尊严，该夷人既赴内地贸易，自应安静守法。该大班及船主等，务须时时戒饬船内水艄人等，毋许滋事逞凶。设已酿成事端，该大班即应查明肇衅生事之人，立时指名交出，听候地方官查审究办，切勿袒庇诿延，自取重咎，以仰副天朝恩溥怀柔之至意。
材料二：鸦片战争时，琦善派人探听了一些英国的情况，并据此写了一份奏折上报朝廷，言道：
该国王已物故四年，并无子嗣，仅存一女，年未及笄，即为今之国王。该国有大族二十余家，皆其国之权臣，议事另有公所。只须伊等自行商榷，不受约束，揣其词意。或前此粤省烧毁之烟，其中即有各该权臣之物。……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且系年轻弱女，尚待择配，则国非其国，意本不在保兹疆土，而其国权奸之属，只知谋取私利，更不暇计其公家，……故求索不专在通市。
——选自《琦善奏探询英国各情形折》
问题：
材料一：17世纪以前，中国和俄罗斯并不接壤，17世纪以后，沙俄通过扩张，使得中国和沙俄互为最大的邻国。沙俄侵华政策基本方针早在彼得一世就已奠定，他的后继者亚历山大、叶卡捷琳娜等沙皇都继承了这一侵略方针。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苏俄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苏形成了结盟关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斯大林在维持苏联利益的同时，也真正给予了我们帮助。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苏联撤走援华工程师，拆除设备，几乎令中国陷入极大困难之中，甚至还发生了珍宝岛战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演变成正常化的中俄关系。现在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深，最重要的是还建立了中俄边境贸易，在互利互惠原则上发展沿边城市的全面合作。
——摘编自王钰《近现代中俄关系走向》
材料二：二战后，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更重视日本作为战略基地的作用，要将其纳入它的战略体系中。美国片面炮制的对日“和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其目的是谋求使其长期占领日本“合法化”。1950年8月，美英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定本”。其中，在领土问题上它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议》的规定，故意把中国台湾、澎湖列岛等归属问题弄得含糊其词。同时，日本吉田政府在美国指示下，也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和约”，并建立“外交关系”。1958年，杜勒斯等人说蒋军驻扎在金门、马祖是“愚蠢和不明智的”，企图使蒋军撤出金马等沿海岛屿，把台湾与大陆完全隔离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和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起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美国开始调整对华、对台政策。1972年，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美国表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是中国对美斗争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高民政《1949至1979：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军事政治较量及其影响》
材料一：17世纪初期，掌握欧洲政治中枢的基督教势力彻底瓦解，从而破坏了中世纪欧洲统一的根基。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日益频繁和复杂，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使欧洲陷入可怕的厮杀而被撕裂，国际格局孕育着变化。正是在这样新旧交替的激荡时代，格劳秀斯撰写了“法学三步曲”：《论捕获法》、《海洋自由论》和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三卷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例如，与会各国，不论宗教信仰、政体、国家大小都一律视为具有独立、平等的主权地位等，都体现了格劳秀斯的法律思想。
——摘编自《<战争与和平法>：从战争中寻找通向和平之路》
材料二：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闭大门被迫打开，晚清中国逐渐卷入以英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中西交往与文化交流，中国渐渐萌生了主动加入世界体系的愿望，而要融入国际社会，就必须了解和熟知国际社会成员之间业已形成的一套规范制度。在此背景下，以西方《国际法原理》著作为蓝本翻译而成的中国首部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于1864年（同治三年)应运而生，在晚清政府的对外关系、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等方向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影响近代中国时代发展的知名外文翻译著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