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修订《春秋》时运用了一定的笔法，这就是“春秋笔法”。孔子常用不太明显的字眼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倾向，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并且增一字、减一字都有“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一直被历代中国文人运用在各种文学体裁上，如诗歌、小说等。他们不直接表明态度，而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让人知道；多用精微语词，一字置褒贬，简练而含蓄地点评人事。“春秋笔法”如今还被运用在现代新闻报道中，在《南方周末》的一些报道中就可以窥见其踪。
“春秋笔法”是一种实录事迹而令褒贬自见的叙事方式。它强调“据事迹实录”，但同时又要在客观叙述中寓以褒贬。实录和褒贬，如何统一在同一文本中？要义之一是笔削。“笔”就是录，“削”就是不录，笔与削寄托着作者的褒贬。“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当时的国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荣甚过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贬者，其辱过于天子之刑戮。在这个意义上，春秋笔法是披着曲笔外衣的直笔，大义，不偏离，不歪曲，不隐瞒。如《春秋左氏传》中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郑国国君灭弟弟段的做法很阴险，所以称其为伯，而不称为庄公；弟弟不像弟弟，所以称段，而不称弟；兄弟间像两国国君作战，所以称克。兄之老谋深算，弟之骄纵贪婪，兄弟之间为了夺君位而你死我活的恶斗，全部透露出来。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
在现当代作家中，深得春秋笔法、精于讽刺者无过于鲁迅。他的杂文中常用似断实连的结构，将严于斧钺的诛心之笔，藏于明褒暗贬、注彼写此、旁敲侧击之中，从而锻造出独具匠心的具有巨大表现力的行文笔法。或是才一触及问题便故意戛然而止，或是在引用材料之间不加综合联缀的话，或是附记长过正文，表示有更深更痛的意思无法写出，这些留下空白的地方，都是为了避免行文刻露，而引导读者自己用思考去补充、去深入。这种笔法，需要读者细读揣摩，“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摘编自黎荔《作为民族传统的“春秋笔法”》）
材料二
“春秋笔法”看似一个语词，却连接着经学、史学、文学、修辞学、新闻学等多个学科，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固有的话语权利和话语模式，历经由经及史、由史及文的历史嬗变，发展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话语、外交话语、新闻话语、文学话语乃至日常话语中。当我们了解新闻时，不仅仅在了解事情的真相，还能从事实的叙事中体会到讲述者（叙述者）的价值判断。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迫切需要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这是时代的要求和呼声。在学术界，中国声音、中国话语还远没能达到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因此，回归传统，以当代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视角对古典重新发掘、梳理、阐释，将古典赋予新的生命和意义，进而构建中国学术的当代话语，已成为学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方向。对“春秋笔法”的系统研究与阐释，不仅可弥补该领域研究之不足，更为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提供尝试性探索，也是克服当前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必然选择。
伴随着建立中国意义上的叙事学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强，应声而作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这表明构建中国叙事学体系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未能摆脱西方叙事理论框架加中国文献资料的写作模式。而长期延续这种写作模式，对于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是十分不利的。以“春秋笔法”为核心的中国叙事研究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有利于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
关于“春秋笔法”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传统考据学的基础上运用还原批评、阐释学和叙事学等方法，打通经学、史学与文学间的壁垒，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对“春秋笔法”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理论阐释，那么首先就应把“春秋笔法”还原到它产生的起始点上，考察它在起始点上是怎样形成的，具备怎样的功能。“春秋笔法”并非仅仅是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修辞手法。从源头上看，“春秋笔法”包含着“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写的目的是什么”等内容，涉及到作者在整部作品所要表达或寄托的美刺褒贬问题、结构安排问题、事件因果逻辑关系问题和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问题。“春秋笔法”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是史家、作家之褒贬。在具体书写过程中，经学观念对史官记史和作家叙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左右史家和作家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
“春秋笔法”是中国独有的理论范畴，在史传和小说叙事中尤为突出，是中国式话语对世界话语表达方式的贡献。
（摘编自李洲良《春秋笔法研究三题》）
材料一：
（公孙丑曰：）“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节选自《孟子•公孙丑上》）
材料二：
张养浩，字希孟，济南人。幼有行义，尝出，遇人有遗楮币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还之。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养浩昼则默诵，夜则闭户，张灯窃读。
选授堂邑县尹。首毁淫祠三十余所，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众盗感泣，互相戒曰：“毋负张公。”有李虎者，尝杀人，其党暴戾为害，民不堪命，旧尹莫敢诘问。养浩至，尽置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
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会元夕，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谏其略曰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 ， 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帝大怒，既览而喜曰：“非张希孟不敢言。”即罢之，仍赐尚服金织币一、帛一，以旌其直。丁父忧，未终丧，复以吏部尚书召，力辞不起。
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时斗米直十三缗，民持钞出籴，稍昏即不用，诣库换易，则豪猾党蔽，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悉以印记其背，又刻十贯、伍贯为券，给散贫乏。命米商视印记出粜，诣库验数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终日无少怠。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节选自《元史•张养浩传》）
拜住袖A其疏入B谏C其略D曰E世祖临御F三十余年G每值H元夕
①丁父忧，未终丧，复以吏部尚书召，力辞不起。
②命米商视印记出粜，诣库验数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
枕中记
[唐]沈既济
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息邸舍，俄见卢生亦止于邸中，与翁共席而坐，言笑殊畅。
久之，生目昏思寐。时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见其窍渐大，明朗。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数月，娶崔氏女，生大悦。明年，举进士，登第，释褐秘校，转渭南尉，俄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知制诰，三载，出典同州，迁陕牧，生性好土功，自陕西凿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纪德，移节汴州，领河南道采访使，征为京兆尹。
是岁，神武皇帝方事戎狄。帝思将帅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节度使。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边人立石于居延山以颂之。归朝册勋，恩礼极盛，转吏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时望清重。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三年，征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执大政十余年，嘉谟密令，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制下狱。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引刃自刎。其妻救之，获免。
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
后年渐衰迈，屡乞骸骨，不许。将殁，上疏。诏曰：“卿俊德，作朕元辅，期于有瘳。”是夕，薨。
卢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怃然良久，稽首再拜而去。
（有删改）
①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
②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
羁游饯别
王勃
客心悬陇路，游子倦江干。
槿丰朝砌静，筱密夜窗寒。
琴声销别恨，风景驻离欢。
宁觉山川远，悠悠旅思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