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曜党，文章华国。毛泽东，作为中共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和立言者，创造了一个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毛氏词语”在历史的岩石上留下深深划痕，革命队伍掀起了语言风暴，凝集革命者，击败中间派，赢得敌对者。
他“率领”一群汹涌的革命词语，____，无往而不胜。他创造的新词汇，建立起共产党文化的核心概念。“整风”是他为党铸魂的____，是“改造思想”之大举。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走向执政的红地毯时，他创造出“糖衣炮弹”，警示和教导党内同志要抵制诱惑，不要被敌人____。1946年，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此论断，打破了“恐美症”“恐核症”，将其有力地推向全国乃至英语世界。
“毛氏文章”中，创新的思想、独特的词语、丰富的意象，构成绝妙语录，使人过目难忘，____。这些语录，有的是精研细磨的雕章琢句，一字不可更改；有的是脱口而成的莲花，不经意为之，却犹如神助。
王维去世之后，非常喜欢诗人的代宗皇帝让诗人弟弟王缙搜寻其诗。当时身为宰相的王缙回奏：经过诸多变故，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兄长诗作已经十不存一。这是怎样的概念?王维现存有四百多首诗，如果按此推算，他当年的创作总量应该在四千首左右，①____。唐代诗歌创作总量最多的是白居易，他不仅创作时间长，而且为诗疯魔。即便如此，也不过写了两千八百余首。北宋第一高产诗人苏轼所存诗作两千七百多首，词三百五十多首，文章四千八百余篇，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了。王缙的说法显然有点夸张，因为当时诗人离世并不太久，更没有经过苏东坡那样的大跌宕，②____。但从另一方面看，他苦心经营多年，被描述为“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的“辋川别业”，尚且可以舍弃。生性淡泊、冷寂的王维，或许对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积存，③____。他信佛习禅，讲顿悟，其特征都是少与简。对佛教经典的精心研究，可能使之抵达此种境界。
目前，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热正持续升温，我们欣喜地看到，（ ）。与此同时，我国几千年传统语文教育中一些符合汉语学习规律的、____的方法与理论也被语文教育研究者重新擦亮，开启了现代语文教育的寻根之旅。事实上，在语文教育现代性____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一直在场。语文教育现代价值的诉求，或宣称“新”的东西，在语文教育传统中有很丰富的资源，只不过长期被____，没有被挖掘罢了。
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白话取代文言成为现代书面语主流的历史必然，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语文教育的革命厥功甚伟。它把语文教育从贵族化的死胡同推向了民间，因而使其走上了大众化、普及化的道路。我们学习和借鉴传统语文教育的精神，绝不能照搬与照抄，毕竟现代教育目的与传统教育目的相比，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的内容与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____或者盲目复古都是行不通的。对传统语文教育知之愈全、愈深，才能用之愈当，我们要避免语文教育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也要避免对传统语文教育的过度阐释或过度开发。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失，而是无的放失。……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有删减）
材料一：
所谓“物质变精神”。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外部客观物质的东西反映到主观意识中来，形成主观的如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等东西。所谓“精神变物质”，就是将实践中业已形成的方针、政策、理论、方案等观念性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群众实践，从而转化成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力量。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从认识的过程来看，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来看，表现为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干部的领导实践过程来看，表现为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毛泽东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并不是任意的过程，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物质可以变精神，但是正确的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精神可以变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客观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总之，毛泽东强调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摘编自樊瑞平，张心立《毛泽东倡导对干部进行认识论教育——重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每次大挫折，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共产党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1927年的大挫折。开始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堂学到东西的党课是谁上的？是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那一次蒋介石逼得共产党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了西服，拿起枪上了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就这样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坚守阵地决战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损失惨重。当时你说他，他不听，很多人也不敢怀疑他。为什么？人家是“权威”，王明曾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受到过列宁的接见，而且据他自己说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些人牌子都很硬，文凭也很高，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最后实践的权威打倒了观念的权威，到陕北后，我们党明白了，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问题是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它好就好在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服从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泽东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实践的检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学来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华盛顿的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摘编自张文木《我们赢在哪里？赢在人才！》，《北京日报》）
材料三：
社会实践是人们有计划、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主观之于客观的活动，经过社会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真理，具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性，即不论什么人，只要是他的思想，理论，认识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就是真理性认识，相反便是谬误。但在现实生活中，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往往与“某些领导人的某些意志”“某些书本中的某些原理”“某些权威人士的某些言论”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认识路线坚持下去，就应该遵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和“此外再无别的”而“只能是”的“绝对性”要求，坚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出发，检验、修正他们的那些错误意志、言论和丰富、发展书本上写的不成熟不完备的原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科学知识的生命力所在。所以说，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会实践，是既公正又无情的，由它所赋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的客观性，是与阶级真理，权力真理，权威真理等一切形式的主观真理论不相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摘编自唐梅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学习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