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按照乐谱填作的，所以大都是先有了歌谱然后才能填作歌词。作谱与填词的人都应该深谙乐理。在宋代，不少词人同时又是音乐家，他们能够创调制谱，往往自己作谱，自己填词。如姜夔的自度曲十七首，歌谱与歌词皆出自他一人之手。但并不是每个词人都能作曲，一人独自作谱作词的究属少数。大多数词人只是根据前代或当代现成流行的乐谱填词，或者是一人作谱，一人填词，进行合作。如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又如《碧鸡漫志·卷二》说：“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曲），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柳永和周邦彦都是懂得音律的大词人，他们都同教坊乐工和作曲家密切配合，制词以填新腔。像这样歌谱与歌词分出于二人之手的，在宋词中不在少数。如《玉梅令》，姜夔《玉梅令》词序说：“石湖（范成大的号）家自制此声，未有语实之，命予作。”又如《明月逐人来》，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说：“乐府有《明月逐人来》词，李太师撰谱，李持正制词。”
但是也有先作了词然后再配以乐谱的。如姜夔《长亭怨慢》词序说：“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他的自度曲可能好些是先作词后谱曲的。又如《鱼游春水》一词，《能改斋漫录》说：“政和中，一中贵人使越州回，得词于古碑阴，无名无谱，不知何人作也。录以进御，命大晟府撰腔，因词中语，赐名《鱼游春水》。”不过这种先作词后作谱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按谱填词，往往会为了迁就曲谱，在文字语句方面受到一些句法和声调上的限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容易充分、圆满地表达出来。所以《碧鸡漫志·卷一》说：“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先作词后配谱就可以不受拘束，如意表达。但这必须是作词者同时又能作曲，或者和作曲家密切配合，才能使所作的词适宜于配上谐美的歌谱。
杨守斋《作词五要》说：“第三要填词按谱。自古作词，能依句者已少，依谱用字者，百无一二。词若歌韵不协，奚取焉？”张炎在《词源》中也感叹道：“今词人才说音律，便以为难，正合前说，所以望望然而去之。”因为宋代词人并不都是通晓音律的，能够完全依照音谱拍眼作词的并不多。一般词人作词，本来并不要求合乐歌唱，所以往往不协律腔。他们大都只是选取前人的作品为范例，依其字句声韵填之。他们把词诗律化了，只按照词的诗律而不按照曲的音律来填词，这已不是原来按谱填词的意义了。
（摘自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有删改）
材料一：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一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我们的朋友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颜色，感受它的那股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从此可知道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相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相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相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是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这三种态度有什么分别呢？
先说实用的态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讲究如何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内，这些人和物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对于我不关痛痒。我们对于他们于是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实用的态度起于实用的知觉，实用的知觉起于经验。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见火就伸手去捉，他烧痛了，以后他再遇见火，便认识它是什么东西，便明了它是烧痛手指的，火对于他于是有了意义。
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完全丢开，专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是和实用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家的态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它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的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相，心理活动偏重直觉。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作诗、画画、奏乐呢？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就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现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摘编自朱光潜《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材料二：
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朱光潜所说的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它当然不是用科学、实用的眼光看待古松，但也不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古松，发现它如何美，如何符合形式美感，在这里，审美主体和客体都没有了，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宇宙。
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这个世界，中国美学将其称为“境”。第四种态度并不是为了获得美的知识，而是为了安顿心灵。
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山水诗”，或者“写景诗”，其描写是如此简单，内容是如此单调，单调到只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山间有一些芙蓉花开了，又落了。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如“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等，写景显然更加细腻丰富。
然而，王维的这些看起来内容单调的诗歌，并没有因此被人们漠视，而是传诵千古，谢灵运的诗句却少有人提及。其实，王维的这类诗歌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山水诗”“写景诗”，它的主旨不是描写外在的景物。“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山中芙蓉，是自在兴现，这里没有被观之景，也没有对景之心。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也将人排除，关心起深林苔痕，表面看起来是不关心人，其实正是通过这一片天地写人的心境、人的感受。诗人不是对风景感兴趣，而是对自我生命的感受感兴趣，描写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呈现自己回到世界的愉悦，为自己心灵寻找一个安顿的地方。对生命的认识、理解和慰藉，是贯穿此诗的核心。艺术家并不在意青苔和深林，而是其背后的高古和幽深。
（摘编自朱良志《生命的态度——关于中国美学中的第四种态度的问题》）
杏帘在望 林黛玉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扬州慢
姜夔
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虞美人
姜夔
括苍烟雨楼，石湖居士所造也。风景似越之蓬莱阁，而山势环绕，峰岭高秀过之。观居士题颜，且歌其所作《虞美人》，夔亦作一解①。
阑干表立苍龙背，三面巉天翠。东游才上小蓬莱，不见此楼烟雨、未应回。
而今指点来时路，却是冥蒙处。老仙鹤驭几时归，未必山川城郭、是耶非②。
【注】①括苍：山名，在浙江处州。烟雨楼为范成大（石湖居士）任职处州时所建造。姜夔曾得到范成大许多帮助，两人交往甚密。本词作于开禧二年（1206），时范成大已去世十三年。蓬莱阁：在浙江绍兴。题颜：题写的匾额。②老仙鹤驭：古人讳称人死为“驾鹤归西”。《搜神后记》载，辽东人丁令威学道仙去，后化鹤归辽，有歌云：“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旧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长相思
陆游
悟浮生，厌浮名。回视千钟一发轻，从今心太平。
爱松声，爱泉声。写向孤桐谁解听，空江秋月明。
浣溪沙
王安石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注】王安石政治上受挫后归隐钟山，该词作于此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