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闲谈中，鲁迅先生还讲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至于自己怎样尽心竭力，克己为人，却绝口不提。他经常为青年们改稿，作序，介绍出书，资助金钱，甚至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事情，也乐于代劳。有一次，我从别处听来一点掌故，据说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会馆，光着脚往床上一躺，却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上街，给他去找人修补。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埋怨补得太慢，劳他久等呢。
“有这回事吗？”我见面时问他。
“呃，有这回事。”鲁迅先生说。
“这是为的什么呢？”
“进化论嘛！”鲁迅先生微笑着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舌头底下压着个结论：可怕的进化论思想。”
我笑了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进化论牵制过我，”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但也有过帮助。那个时候，它使我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和战斗。这一点终归是好的。人的思想很复杂，要不然……你看，现在不是还有猴子吗？嗯，还有虫豸。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只要我努力，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总可以少一些，而且是应该少一些。”
鲁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着远处。
（选自唐弢《琐忆》，有删改）
请根据选文内容，完成下面表格。
选文大意 | 呈现方式 | 作者感受 |
为了忘却的记念（节选）
鲁迅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要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①“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这句中的“纸老虎”，意思是”。
②“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这句中的“苍皇”，现在写作“”。
③“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这句中的“急于事功”，可用另外的四字词语替代，这个词语是。
教师带领同学们讨论理解柔石这一人物，出示了下面表格内容。
柔石的“硬”与“迂”
硬 | 迂 |
借钱办朝华社，承担繁重工作 | 相信人们是好的，怀疑作者的“人心惟危”说 |
朝华社倒闭，拼命译书还债 | 和女性朋友同行保持距离 |
从新学习，转换作品内容和形式 |
学生甲不同意拆分理解柔石的“硬”与“迂”，并谈了如下理解与分析。
柔石决定转换作品内容和形式，坚信“只要学起来！”就能办到，这确实体现出“硬”劲，但此刻提醒他的是文学大师，“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要棍，怎么能行呢”。鲁迅这样写，是把自己当陪衬，同时也是从丰富的创作经验出发，含蓄指出一个作家“使惯了刀”却要“耍棍”，这样“硬”来，理想的头还是会碰钉子。事实确实如此，柔石更好的作品，是他“转变”前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可见，柔石从新学习，要转换作品内容和形式这一事，不单单表现了他的“硬”，而是写出了他“硬”中“迂”。
⑴请认真阅读学生甲所谈内容，并从教师出示的表格内容中另选一件事，从学生甲的思考角度来分析柔石的“硬”与“迂”。
⑵学生乙认为文中所写“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这比“硬和迂”更能体现柔石的思想性格。对此，你有怎样的看法？请具体说明。
材料一：
“批判”一词来自德国古典哲学，特指人类勇敢地运用理性来解决自身面临的一切问题的崇高的“权衡较量”的思维活动，比如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
鲁迅的“批判”也具有独特的哲思魅力，但并不囿于哲学和理论。竹内好认为，鲁迅一开始就不喜欢摆弄单纯的抽象理论，后来也无意于此。但这并不是说，鲁迅更偏重于“行动”。尽管鲁迅渴望“行动”，赞美“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但他终于并不是行动家，他的小说、杂文和散文随笔无不显明他主要还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批评家（批判者）。而且他的批判并不仰仗也并不追求高深玄妙的概念理论的架构，乃是整个生命（活泼的智慧、情感与意志）的全然投入。表现出来，更偏重于苏珊·朗格所谓“情感的形式”，也就是文学。
鲁迅遗产也可以说就是批判的文学或文学的批判。
这具体就是他所提倡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直接批判社会现实并进而批判一定的社会现实所依托的一定的精神传统。其核心，就是“批判国民劣根性”。
为什么“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最后落实为对“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坏根性”的批判？
这是因为在鲁迅看来，社会现实的改造直至文明传统的更新，关键在“人”，“人”的关键在“精神”，即通常所谓“人心”。人心坏了，外在的社会设施乃至文明的一切其他内容不管涂抹得怎样漂亮，都不可能真正好转，反而越来越坏。他虽然经常从直接的乃至高度敏感的社会政治入手，虽然也像学问家们那样进行深入广泛的历史文化的阐释，但他的真正目标仍然是坚定不移地“直指本心”：“批判国民劣根性”。
（摘编自郜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
材料二：
鲁迅在写于世纪初的《文化偏至论》里，所要讨论的是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的战略选择问题，同时提出的是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新文明”，也就是如何赶上世界新潮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问题。为此，他对于“西方文明史”，特别是19世纪西方现代化道路，进行了专门的考察。针对当时流行的关于中国的“现代文明”的种种设想，他明确提出，无论是“以富有为文明”“以路旷（即科技——引者注）为文明”，还是“以众治（即以议会民主为代表的现代民主）为文明”，都是片面的，只抓住了“现象之末”，而放弃了“本原”；他因此提出“根柢在人”，中国在新世纪里，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也即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归宿。
他又进一步回答了“怎样立人”的问题，指出：“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他的结论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这就是说，鲁迅在思考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文明”、所要实现的 “现代化”目标时，他并非不重视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与民主，但他更重视与强调“人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他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本末之分”，因此他赋予后者以哲学上绝对的终极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在现实层面的现代化（“现代文明”）目标与道路上，强调“立人”是“立国”的前提与基础，逻辑与历史的起点与终点（最终要建立的现代国家是“人国”）。
（摘编自钱理群《绝对不能让步》）
材料三：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改变本民族的精神和人类的人性。
鲁迅毕生所致力的，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这不是从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的角度得出的结论，而是从普世的，即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视角进行观照所总结出的鲁迅的当代价值。正因为鲁迅具有这样的价值，是从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精神和思维方式，所以必然触动了每个中国人的神经中枢，牵扯到所有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因为种种文化论战争论的根柢，说到底也是应该怎样认识人类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至今总有人骂他，攻击他，也总有人推崇他，纪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论战也都要把鲁迅牵连进去。
（摘编自张梦阳《鲁迅的科学思维》）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
听朗诵
孙犁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晚间，收音机里，一位教师正在朗诵《为了忘却的记念》。
这篇散文，是我青年时最喜爱的。每次阅读，都忍不住热泪盈眶。在战争年代，我还屡次抄录、油印，给学生讲解，自己也能背诵如流。
现在，在这空旷寂静的房间里，在昏暗孤独的灯光下，我坐下来，虔诚地、默默地听着。我的心情变得很复杂，很不安定，眼里也没有泪水。
五十年过去了，现实和文学，都有很大的变化。我自己，经历各种创伤，感情也迟钝了。五位青年作家的事迹，已成历史；鲁迅的这篇文章，也很久没有读，只是偶然听到。
革命的青年作家群，奔走街头，振臂高呼，最终为革命文学而牺牲。这些情景，这些声音，对当前的文坛来说，是过去了很久，也很远了。
是的，任何历史，即使是血写的历史，经过时间的冲刷，在记忆中，也会渐渐褪色，失去光泽。作为文物陈列的，古代的宗教信徒，用血写的经卷，就是这样。关于仁人志士的记载，或仁人志士的遗言，在当时和以后，对人们心灵的感动，其深浅程度，总会有不同吧！他们的呼声，在当时，是一个时代的呼声，他们心的跳动，紧紧连接着时代的脉搏。他们的言行，就是群众的瞩望，他们的不幸，会引起全体人民的悲痛。时过境迁，情随事变，就很难要求后来的人，也有同样的感情。
时间无情，时间淘洗。时间沉淀，时间反复。历史不断变化，作家的爱好，作家的追求，也在不断变化。抚今思昔，登临凭吊的人，虽络绎不绝，究竟是少数。有些纪念文章，也是偶然的感喟，一时之兴怀。
世事虽然多变，人类并不因此就废弃文学，历史仍赖文字以传递。三皇五帝之迹，先秦两汉之事，均赖历史家、文学家记录，才得永久流传。如果没有文字，只凭口碑，多么重大的事件，不上百年，也就记忆不清了。文字所利用的工具也奇怪，竹木纸帛，遇上好条件，竟能千年不坏，比金石寿命还长。
能不能流传，不只看写的是谁，还要看是谁来写。秦汉之际，楚汉之争，写这个题材的人，当时不下百家。一到司马迁笔下，那些人和事，才活了起来，脍炙人口，永远流传。别家的书，却逐渐失落，亡佚。
白莽柔石，在当时，并无赫赫之名，事迹亦不彰著。鲁迅也只是记了私人的交往，朋友之间的道义，都是细节，都是琐事。对他们的革命事迹，或避而未谈，或谈得很简略。然而这篇充满血泪的文字，将使这几位青年作家，长期跃然纸上。他们的形象，鲁迅对他们的真诚而博大的感情，将永远鲜明地印在凭吊者的心中。
想到这里，我的心又平静了下来，清澈了下来。
文章与道义共存。文字可泯，道义不泯。而只要道义存在，鲁迅的文章，就会不朽。
1985年9月21日晨改抄讫
（有删改）
⑴这些情景，这些声音，对当前的文坛来说，是过去了很久，也很远了。
⑵想到这里，我的心又平静了下来，清澈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