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认为食品添加剂是近现代的产物，是舶来品，其实①____。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人就开始用酵母中的转化酶酿酒；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了“卤水”点豆腐，卤水实质上也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属于食品凝固剂。
那么，②____？简而言之，在现代食品工业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仅大大提升了产品品质，丰富了食品种类，还能满足不同消费者对食品多元化的需求。
很多人觉得食品添加剂不是好东西，希望“零添加”，但他们不知道，③____。比如中国人的膳食铁摄入量常常不足，尤其是孕产妇和发育中的青少年，缺铁现象比较普遍，可以适当吃一些铁强化酱油。其实，无论用不用、用哪种、用多少种食品添加剂，只要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就不会危害健康，在安全性上也没有差异。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二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①____，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②____，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 ）。“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许多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比如如何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否需要改造？也有人说并不存在什么国民性，这是个伪问题。我想这要看对“国民性”这个词怎么来解释。如果把中国人的国民性解释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点，或者说是中国人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牧业民族，还有以狩猎或采集为业的民族，以哪个民族为例，或者以哪个地域的人为准呢？中国的历史又这么长，拿哪一段来考察和分析呢？很难着手。不要说历史上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看和说，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特点也肯定是跟改革开放之前不同的；这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呢。因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和说中国人的国民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是说事情不容易做就不做了，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或者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其他民族，或者采用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口，比如说农业人口，生活在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共同性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二者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还是有的，但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个名字。中国农业社会中不同地域的人口，长期以来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我想如果这样来讨论的话，话题是可以展开和深入的，因为特定人群中人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若要讲国民性，就应该讲一定范围内，即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一个群体的共同点。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也好，讨论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也好，往往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笼统含混、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倾向，或者是以前人的某些言论作为论据，或者是拿某些书面记载的引述代替实际情况调查。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尊老爱幼的之类。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很多学者强调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往往只是前人的一些言论，并无科学实证。有人就说日本人一个人是一条虫，几个人是一条龙，而说中国人是倒过来，一个人是一条龙，几个人就是一条虫了。这是说，往往一涉及国家和民族，有些国家的人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团结，但我们是不是确实都是这样呢？这就提醒我们，考察地域文化共性，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话，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例子，而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要拿证据来说话，要作社会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就应该说出在哪些方面我们讲礼、那些方面讲仪、有哪些礼仪、讲的程度怎样、有多少人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拿一个参照物，比如拿日本、韩国、美国或者法国来比较，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讲国民性也好，讲地域人文特征也好，我们以前用得比较多的办法是找典型，把典型找出来，用典型作代表。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几乎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典型，但要找一个相反的典型也绝对能够办到。比如说学生厌学，你有典型，我就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有钱人为富不仁，你有典型，我也可以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典型。
光靠找典型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就再加上一个理论，就是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的那么多，其实还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却是主流。许多工厂停产了，还说这是支流，主流是个别厂家还在生产。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舍己救人的人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但在信息不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作了调查的，反映情况的、发表意见的，有名有姓，其实不然。古代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使被统治者不得不说假话，否则就难以生存。例如皇帝“赐”大臣死，受死者还要下跪谢恩；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谢皇帝叫他死，而是害怕影响家人、祸延子孙。要是将表象当作事实，那就要上当。今天的现象往往是历史现象的延续。如果我们就某个敏感的问题到路边作调查，你向路人提问，请他谈谈看法，他可能会说反对；要是你又说你是某家电视台的记者，将镜头对着他，他可能马上改口，说这件事很好。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呢？前后矛盾又说明什么呢？
很多历史记载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广泛搜集材料，对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人群作全面考察，这样的考察才可能成为讨论所谓国民性或者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
（摘编自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材料一：
建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首要任务是确立散文文体的核心。散文的特点是自由与真实。散文没有自己特定的文体标识，其写作内容无所不包，它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结构要求和特殊写作技巧，散文唯一的不自由是不能任意虚构，真实是它的最基本要求和最可贵品质。虽不一定是客观上的真人真事，但作者在主观上起码不能有意虚构，更重要的是文中所写的必须是真情实感，在散文中，真实的作者始终在场。因而，如果追问散文的真正核心是什么，只能说是“人——文”。在散文中，“人”与“文”一体两面，“人”是散文作者自己，而“文”是“人”的创造物，亦是“人”得以呈现的文本符号。小说、戏剧和诗歌也包含作者与作品两个层面，但这些文体作者隐藏在形式和话语背后，而散文的“人”与“文”之间无需话语装置和形式中介，作者在文章中是直接在场的，散文是“人文一体”的直接呈现。
以“人——文”为核心，散文文体可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知识与经验层面，二是思想与情感层面（理性与情感），三是精神与境界层面，四是文体与语体层面。知识与经验、思想与情感、精神与境界三个层面是散文的内涵层面，由具体到抽象层层叠加、内化和升华。知识与经验、思想与情感关乎内容的宽度（丰富性）与深度（深刻性），其中知识与经验层面是直接性、事实性和偏于客观性的内容信息，诉诸叙述、描述和说明；思想与情感层面与前者相伴相生，“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刘大櫆《论文偶记》），思想统摄知识，经验伴随情感，是基于前者的偏于主观性的方面，诉诸议论与抒情，表现为散文的理趣和意境；精神与境界层面是在前述两个层面基础上的最终升华与结晶，是散文内涵的最高层面，涉及散文整体的精神品质、价值立场、道德理想和性灵情致等，是散文最终达到的境界，也是前述两个层面的人格化，是散文的核心——写作主体人格的最终显现。文体与语体层面则是以上三个层面的符号显现，是读者直接接触到的信息符码，前三个层面必须经由它来表现，是散文核心的另一面——文的承担者。在散文理论的四个层面中，精神与境界、文体与语体是“人”的最直接显现。精神与境界形成散文的“人格”，文体与语体形成散文的“文格”。
一篇好的散文取决于其展现的作者人格的高度，它往往有丰富新颖的知识与经验、美好的情感与趣味、健全的思想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文格”是通过文体与语体体现出来的“文”的品质，是与人格相统一的文章的符号层面，包括文体、结构、笔调、修辞、文字等。文格是人格的自然延伸，与人格息息相关，“人格”与“文格”相互映照、相得益彰。“人格”与“文格”的融合形成散文整体的“风格”。
（摘编自汪卫东《文章传统与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重构》）
材料二：
“文以载道”的古代散文与“自我表现”的现代散文，在作者“自我”的真实性上有着本质的差异。前者服务于政治范畴的“道”，以“道”遮蔽、隐匿并封闭作家的“自我”；后者则是表现本真的“自我”，社会生活中的作家与文本中的“自我”具有同一性：“我”就是“我”，“我”写，故“真我”在。
“自我”本真的中国哲学渊源，可以追溯到孔子的“修辞立其诚”和庄子的“法天贵真”的思想观念。《庄子·渔父》中庄子借孔子与客人的对话，阐述其求真的思想：“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孔子、庄子都要求首先从个人内心世界里求真，先哲均把“真”归入主观心灵世界的范畴。这种内心求真的观念，无疑是散文本体哲学构成的历史文化基因。在古代散文中，在“文以载道”的文化霸权话语之外，“主情”说、“性灵”说等“异端邪说”，均包含着朴素的追求自我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这些美学思潮及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与“载道”的主流文学，相辅相成地组合成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
英式随笔的创始人蒙田，也在其《Essay》一文阐述过“自我”本真的思想：“我要人们在这里看见我的平凡、纯朴和天然的生活，无拘束亦无造作：因为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自我”本真，原本也是自蒙田创始之后英式随笔的文章哲学。另外，叔本华的唯我主义的本体论，尼采关于“人的心灵在宽阔的回旋路上追上自己”的主张，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学说，这些哲学观念支持着英式随笔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把艺术表现的立足点从客观转向主观、从外在的客观观察转向内心体验与发现，从而真实地表现潜意识、非理性的“自我”——创作主体的自身。
鉴于上述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五四”以后散文文本哲学——表现“自我”本真，它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纵向继承中国的古典哲学，横向借鉴英式随笔求“真”的原创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中关于艺术与“自我”的观念，是中西哲学思想超越时空的整合与重建。
（摘编自吴周文《中国现代散文审美特质论》）
鲁迅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经验的表现。鲁迅写作散文，大抵处在激战或大病过后，或者经过一场劫难之后的精神休整时期，此时相对获得一种“痛定”的闲静，情感较之于杂文的战斗豪情，偏于绵长、凝重和深沉。鲁迅散文的语言则是简约、凝重而柔韧的，在白话文自由舒展、明白晓畅的基础上，着意保留古代散文的气韵风骨和节奏音韵之美。
身处互联网时代，面对海量信息，光是____浅阅读远远不够。能够引发读者思考的深度阅读，与研究学习探索辨析、欣赏品鉴等密切相关，（ ）。对此，作家们往往采取截然不同的阅读方式，以接近深读状态。比如，王安忆每天浏览十万字不在话下，笑谈自己“泡在文字里才能喂饱”；毕飞宇则以“把玩古董”的____细读作品妙处，好的作品一下午品读四五页心里就“美得不行”。“我们或许可以天赋异禀地成为过目不忘的读者，却无法天生成为的读者。领会文字中复杂含混的意义，文本中细腻逶迤的美去感受，都需要后天勤学苦练方可获得。”法国作家梭罗在经典著作《瓦尔登湖》中说过，“读书需要训练，就如同运动员所接受的训练那样，而且，人们差不多要终其一生，追求这个目标”。如果说有的阅读只是为了简单的____，那么真正的阅读“不是那种用奢逸麻痹我们、让更高贵的感官一直沉睡的阅读，而是必须踮起脚尖、用我们最警觉和清醒的时间去进行的阅读”。
曼德维尔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大自然不赋予人类以怜悯心来支持他的理性，那么，人类尽管有种种美德，也终归会成为怪物。但是，曼德维尔没有看到的是，人类的种种社会美德（曼德维尔否认人类有这种美德）全都是从这个品质中派生出来的。的确，人们所说的慷慨、仁慈和人道，如果不是指对弱者、罪人和整个人类怀抱的怜悯心，又指的是什么呢？其实，从深层次的意义上看，人们所说的善意和友谊，无非就是对某一个特定的对象所抱有的持久的怜悯之心而已，因为我们希望某一个人不受苦，不是希望他幸福，又是希望他什么呢？即使说怜悯心真的只不过是使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受苦的人着想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在野蛮人心中不明显，但甚强烈；而在文明人心中虽较明显，但很微弱）。这种说法，除了更加有力地证明我的论点符合真理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的确，在旁边观看的动物愈是对受难的动物的痛苦感同身受，它的同情心便愈是强烈。很显然，这种感同身受的程度，在自然状态下比在理智状态下更真切得多。理智使人产生自爱心；而加强自爱心的，是头脑的思考。自爱心使人汲汲于关心自己，使他远离一切使他感到为难和痛苦的事物。哲学使人孤独，使他在看见一个受难的人时，竟暗自在心中说：你想死就死吧，只要我平安无事就行了。只有整个社会的危难才能惊醒哲学家的沉睡，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即使有人明目张胆地在哲学家的窗前掐另一个人的脖子，他也能若无其事地用手捂着他的耳朵，稍加思索之后，便不让他心中激动的天性使他对那个被杀害的人表示同情。野蛮人绝没有这么高超的本领；由于他缺乏智慧和理智，因此，他总是一往无前地发挥人类天然的感情。在社会动荡不安时，在街头发生争吵时，奔赴现场的总是平民，而行事小心的人却往往避而远之；把打斗的双方拉开，挺身出来阻止诚实的人们互相厮拼的，往往是市井小民和菜市场的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