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后定稿，实际上是这篇文章的第十次改稿。该文的多次修改，凝聚了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集体智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刊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全国范围内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由胡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的。该文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廓清了思想界、理论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迷雾，（①），最终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刊发，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到来。对此，《光明日报》功不可没。然而，作为该文责任编辑的王强华却始终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社会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讨论会迟早出现的，不是由于这位作者撰写、这张报纸发表，也一定会由另一位作者撰写、另一张报纸发表。
后人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时认为，这不只是一场理论问题的讨论，从8月到10月（1978年），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公开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王强华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世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生是种历史的必然。“中国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徘徊了两年，1978年时，中国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王强华说，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引领的思想氛围，让很多人受到感染，并促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诞生和发表。王强华认为，“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历史上有三个作用：一是开辟了改革开放新篇章；是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是头脑的解放，解除了对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禁锢。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功是实现了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国际地位、综合实力和百姓生活，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找到了崛起之路，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记者请他评价一下自己和新闻媒体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中所起的作用时，王强华说：“任何突出个人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不敢说自己有什么贡献，我只是尽到了一位编辑的责任……尽管中国新闻界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在邓小平同志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有删改）
恩格斯在谈到必然性与偶然性时曾说到“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拿破仑的出现“是个偶然现象”，节选文字中也有多处表现出这种观点，请找出一两处并作简要分析。
1977年5月，时为《光明日报》记者、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到南京出差认识了胡福明。会上，胡福明的发言引起了王强华的注意，会后，王强华向胡福明提出邀请，要他给《光明日报》写点文章。
经过三轮修改，胡福明的文章在1977年8月份写成，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便将稿件寄往北京。
此时文章标题中还没有“唯一”二字，但胡福明在文章中提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共产党宣言》）的态度证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绝没有把它们看作一次完成的真理，而是始终用实践去检验……这是他们唯一的态度。”
胡福明最初的提纲提出了四个观点，即“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导师自觉根据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以代替批判‘两个凡是’”。
为了减少阻力，胡福明也打起了“语录战”，大量引用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原话，举的例子也来自马列主义著作。“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别人要反驳的时候，必须先驳倒这些语录。”胡福明说，“当然，这也是一种保险的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下，胡福明也知道，直接反对“两个凡是”是不现实的。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提出这篇文章要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需要做进一步修改。当时，文章作者胡福明恰好要来京出席全国哲学讨论会。因此，胡福明一到北京，就被请到杨西光的办公室对文章进行商讨，其中有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孙长江。
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作者胡福明和编辑也曾有不同的意见。当时《光明日报》有编辑提出要点名批评“两个凡是”，但是胡福明不赞成，总编辑杨西光看了后也觉得直接点出来不合适，感觉太露骨，可以用其他语句代替。王强华说，文章十易其稿，前六稿均为胡福明修改，第七、八稿为他和《光明日报》的人修改，第九稿为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孙长江修改，第十稿则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
（有删改）
文本让我们了解了课文的哪些相关信息？这给了我们哪些启示？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