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提出过“水桶模型”，认为智力基因与后天环境就像两根水管，同时向人类“大脑 桶”里放“智商水”，智商是两者的综合体现。但脑科学研究发现，先天基因应该是水龙头，后天环境才是引出“智商之水”的水管，每个人拥有的水龙头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可由于水管不同，最后引出的水流就会千差万别。大脑里面有两类细胞，①____，还有一类是胶质细胞。其中，神经元细胞多达一千亿个，大约相当于银河系中的恒星数量。这些神经元细胞有着很多非常特别的“触手”，这些“触手”被称为突触。通过突触，神经元细胞之间可以相互连接，通过脉冲电信号和化学分子的释放来传递各类信息，由此构成一个庞大的通信网络。科学家所了解到的大脑中信号传递的方式有两种：②____。大脑中的电波传导是由跨过细胞膜的离子流动产生的。当电信号到达两个神经元细胞的交接处时，释放出化学递质，去打开另一个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当离子进入下一个神经元细胞后，化学递质又转变成电信号，向下一个环节传导。
科学家发现，人类的神经网络系统会“修剪”和“增生”，整个“修剪”和“增生”的过程伴随着人的成长，到青春期时达到稳定态，形成各不相同的神经网络。幼儿期是人类大脑开发的关键阶段。不同脑区和功能神经网络的形成有不同的关键期，一旦错过就无法弥补。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节选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与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阔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剥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材料一：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窃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埋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来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您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竞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继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材料二：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调查研究，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等重要论断，对于我们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做好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做到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领导干部调研的重点。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全面真实地了解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广泛凝聚群众智慧，使各项政策措施契合基层实际，符合群众利益。
调查研究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而要有的放矢，发现真问题。只有科学分析问题、深入研究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开展调查研究，必须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了解情况，综合运用科学思维，分析解决复杂问题，把中央决策和上级部署落实落地，使调查研究真正产生实效。
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掌握、运用并积累了大量调查研究方法，如碍点调查、开调查会、实地考察、典型调查等。这些宝贵经验永不过时。当前，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和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可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结合时代和社会变化，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开展网络调查、统计调查等，这既能提高效率，又能增强科学性。
（摘编自陈志勇《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用活共产党人的传家宝》）
材料一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摘编自普通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删改）
材料二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知行范畴的讨论主要围绕知行的先后、轻重、分合等问题展开，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知行观。
重行传统肇始于先秦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有“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等论述，提出君子应当言行一致、以行为本。除此之外，荀子对于重行讲得更为透彻，“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他用层层递进的论证方式，将“行”置于最高层次，使“行”成为检验“知”的标准。
到汉唐，中国哲学重行传统已经形成，但对知行关系的深入探究，则主要来自于宋明理学家的阐发。程颐首倡“知先行后”说，后朱熹修正了这种观点，提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形成了“知轻行重”说的核心观点。至明中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力图达到“知”与“行”、“心”与“物”融为一体的境界，这之中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哲学智慧。
到了近代，“知行合一”也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知行合一”学说。
新时期，我们更是大力提倡“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强调我们在实践中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
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观的历史流变，到新时代对于知行观内涵的注解，我们发现，只有始终坚持知行合一，反对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才能切实解决问题。只有始终坚持以理论为旗帜，以实践为导向，做知而行之的行动者，才能做到初心如磐，砥砺前行。
（摘编自2019年7月17日《光明日报》刘舒《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