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时认为，这不只是一场理论问题的讨论，从8月到10月（1978年），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公开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王强华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世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生是种历史的必然。“中国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徘徊了两年，1978年时，中国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王强华说，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引领的思想氛围，让很多人受到感染，并促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诞生和发表。王强华认为，“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历史上有三个作用：一是开辟了改革开放新篇章；是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是头脑的解放，解除了对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禁锢。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功是实现了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国际地位、综合实力和百姓生活，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找到了崛起之路，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记者请他评价一下自己和新闻媒体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中所起的作用时，王强华说：“任何突出个人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不敢说自己有什么贡献，我只是尽到了一位编辑的责任……尽管中国新闻界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在邓小平同志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有删改）
恩格斯在谈到必然性与偶然性时曾说到“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拿破仑的出现“是个偶然现象”，节选文字中也有多处表现出这种观点，请找出一两处并作简要分析。
1977年5月，时为《光明日报》记者、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到南京出差认识了胡福明。会上，胡福明的发言引起了王强华的注意，会后，王强华向胡福明提出邀请，要他给《光明日报》写点文章。
经过三轮修改，胡福明的文章在1977年8月份写成，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便将稿件寄往北京。
此时文章标题中还没有“唯一”二字，但胡福明在文章中提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共产党宣言》）的态度证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绝没有把它们看作一次完成的真理，而是始终用实践去检验……这是他们唯一的态度。”
胡福明最初的提纲提出了四个观点，即“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导师自觉根据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以代替批判‘两个凡是’”。
为了减少阻力，胡福明也打起了“语录战”，大量引用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原话，举的例子也来自马列主义著作。“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别人要反驳的时候，必须先驳倒这些语录。”胡福明说，“当然，这也是一种保险的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下，胡福明也知道，直接反对“两个凡是”是不现实的。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提出这篇文章要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需要做进一步修改。当时，文章作者胡福明恰好要来京出席全国哲学讨论会。因此，胡福明一到北京，就被请到杨西光的办公室对文章进行商讨，其中有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孙长江。
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作者胡福明和编辑也曾有不同的意见。当时《光明日报》有编辑提出要点名批评“两个凡是”，但是胡福明不赞成，总编辑杨西光看了后也觉得直接点出来不合适，感觉太露骨，可以用其他语句代替。王强华说，文章十易其稿，前六稿均为胡福明修改，第七、八稿为他和《光明日报》的人修改，第九稿为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孙长江修改，第十稿则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
（有删改）
文本让我们了解了课文的哪些相关信息？这给了我们哪些启示？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 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辽宁舰”上最后的八天七夜
——追记航空工业英模罗阳
辛阳何勇白天亮
这是罗阳最后的八天七夜。
11月25日沈阳天色阴沉，寒风凛冽。
在外奔波17天。罗阳回家了。傍晚时分，汽车缓缓开进了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家属区。
车窗外，有他熟悉的温暖的家。可他，永远回不去了。
“辽宁舰”上的八天七夜，是他和同事们，和他心爱的战机共同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让我们走进罗阳最后的八天七夜，细说这位“航空英雄”和他执着的航空信念……
11月18日晴初登“辽宁舰”
带着旅途奔波的疲惫，11月18日早晨7时，罗阳乘坐直升机登上“辽宁舰”，开始执行歼-15起降飞行训练任务。
罗阳匆匆把行李放下，没有做任何整理。巨大的压力像一双无形的大手扼住了他。
他很着急。上舰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急着询问此次海试飞机每天怎么训练，今后8天里的日程安排。褚晓文比罗阳早登上“辽宁舰”几日，情况要比罗阳熟悉一些。他曾嘱咐罗阳，上了“辽宁舰”，最好先认认门，这里太大了。
13时30分，上午海试飞行结束。罗阳并没有按照褚晓文交代的来熟悉“辽宁舰”上的生活，而是到各个仓位，到飞机塔台，到方舱……他想要尽快地熟悉这里的工作环境。“我来得晚，第一次上船，我对船不了解。”罗阳这样对褚晓文说。褚晓文回忆说：“他很心急，希望能一下子进入到工作状态。
11月19日至21日晴基建日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
此后的几天，舰载机——歼-15海试飞行后要接受例行检查，同时飞行人员也要进行基础的流程演练，“辽宁舰”也要进行适时的“体检”。
“辽宁舰”少了些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安静了许多。
罗阳依旧停不下来。他想知道每一个细节。他向海军询问下一步海试飞行的工作要求，向空军询问今后对飞机制造的要求，向总设计师孙聪询问飞机试飞时还需要做哪些改进，向司令员和参谋长询问舰载机能否满足中国海军的需求。他在为下次随船海试做着准备工作。
11月23日、24日晴海试日
轰鸣。震得人心中翻腾。
歼-15起落时巨大的轰鸣声牵动着“辽宁舰”上的每一个人。
罗阳看待歼-15，如同看待自己的孩子一般。每次起降，罗阳总是在距离它最近的位置。
罗阳是接替谢根华上舰的，谢根华告诉罗阳，飞机起降时产生的巨大轰鸣，可以通过张大嘴巴大声呼喊来抵消对人体的影响。
然而，每次起飞降落，罗阳都要拿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些什么，似乎忘记了谢根华和他所说的这些要点。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公司董事长孟军说，他是在记录飞机起降时的位置。
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
舰载机——歼-15，中国国防的期盼，全世界在瞩目。歼-15海试，不能失误，更不能失败。
从飞机立项到设计、制造、飞行，罗阳都参与其中。看着自己亲自研发制造的飞机就要首飞，充满了热爱、期待，但又充满了无限担心，压力之大、责任之重，难以想象。
兴奋。激动得忘了病痛。
11月24日，“辽宁舰”首批舰载机全部完成航母起降飞行训练。
“任务完成了，我很欣慰。”由于保密要求，这是罗阳上舰后打给妻子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电话。
11月25日阴霾返航日
成功，离舰，鲜花。
人们在拥抱，在欢呼，在庆祝。
罗阳显得有些疲惫，他没有和身边的人拥抱，没有像他们那样激动；他只有淡淡的微笑，略带疲惫的微笑。
欢迎的人群中，谢根华在，褚晓文也在。可是他们在甲板上没有看到老罗，再往甲板下面看，看到了孟军、孙聪。褚晓文说，罗阳是最后才下来的。
褚晓文对迟迟下来的罗阳说：“辛苦了。
舰载机——歼-15成功起飞，而罗阳却倒下了，不再起来。
送别罗阳的人说，他的遗容很安详。
（选自2012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佳证明，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这句话理论内涵极其深刻，对我们增强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是否符合国情”，这是最具根本意义的条件和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我们的自信建立在对自己国情的深刻了解上，建立在自己真真切切的感受上，是有深厚实践基础的，故能有定力，故应坚定不移。
“是否有效管用”，这是个硬道理，直指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可取的唯一标准。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佳证明，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
“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是制度的价值体现，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的最终评判标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就在于我们党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
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应有这样的制度自信：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人都不能战胜的。
（节选自陈耀辉《我们的制度具有无穷力量》，《人民日报》）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指出，当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思想认识的人。一方面，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目的和归宿，同时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实践。这就是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辨证统一，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新道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反对照抄照搬、思想僵化，强调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由此开辟出中国建设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践观点，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辨证统一，必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现实实践丰富多彩，不可能用整齐划一的理论和方案来套用和裁剪。同时，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必然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概括提炼、总结推广。从这个角度讲，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是根本一致的。实践是群众的实践，群众是实践着的群众，没有群众观点，就不可能真正有实践观点。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四个自信”，不是空泛的、抽象的，而是要贯彻到改革发展实践的各方面。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有方法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该改的必须坚决改，但对有些不能改的，什么时候都坚决不改，等等。这就是坚定理论自信，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体现。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给我们提供的是科学指南而不是具体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如果没有发展，就脱离了时代和实践要求，生机就会停止，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也就谈不上坚持。因此。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近百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创新理论成果。对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
（节选自戚义明《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国纪检监察报）
材料三：
自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从遥远的欧洲“盗来”思想火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就一直在深层次上决定着中国的发展节奏。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准确的理解，促成了对中国国情及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正确认识。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下，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创设的这些条件的有机耦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阶段。
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中，在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的持续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这项伟大而崭新的事业，接续照亮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大锅饭”变成“大包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单一公有制转化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大地上划出了一个个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凭借“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实践勇气，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改革开放实现了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回答了中国发展之问，回应了时代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现实命题。
（节选自关铭闻《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念—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发四十周年》，《光明日报》）
“四人帮”出于□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____，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____的谬论，根本____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____，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党夺权 炮制 胡诌 雄
中国的乡村，有许多待挖掘和开发的物质资源和文化亮点，这是由我国古老的文化积淀形成的。与城市空间的单一性不同，在乡村中，每一个具体的空间都有很多不同的功能性及文化内涵。因此，发展乡村旅游，要始终坚持“乡村旅游＋”理念，注重多种开发、多种经营，推动乡村空间功能的多样性与复合性充分展现。要通过打造复合型乡村空间，挖掘和体现出乡村独特的乡土特色，防止村与村之间出现同质化问题。只有有特色才有发展前景，只有与众不同才有发展空间，这是由乡村旅游发展实践总结出的客观规律。比如，村中古井、老树、老院子、老戏台等乡村独有元素就是特色，把这些特色放大，就可将之变成乡村旅游的一大“卖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