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读书本身就是一种修养方式。《宋史》曾载,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的吕祖谦,少时性情急躁,极易迁怒于人。他正是通过阅读,不断磨炼自己的品性,最终在读到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教诲时,自己心中的忿气“涣然冰释”。我们常说,文以化人,这既指在古圣先贤的熏陶下,延展精神世界的疆土,也指以阅读修身养性,用读书淬炼意志品质。读一本好书,如攀登一座高峰。人到半山,固然也能欣赏到美景,但只有继续往上攀爬,才能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无限风光。古人把读书称为“攻书”,认为只有“攻书”到底才能融会贯通,道理正在于此。越是难啃的经典之作,越需要专注和恒心。
(节选自《人民日报》)
①义同“薄”(báo),用于合成词或成语;②轻微,少;③不庄重,不厚道;④轻视;⑤不充实,不坚强;⑥迫近。
科学的发展——从古代中国到现在(节选)
李政道
整个科学的发展与全人类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相当重要的科学观察结果,在全世界恐怕是最早的,即对新星和超新星的观察。全世界最早的有关新星的记录是甲骨文,原件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新星(Nova)这个名词是中国人定的,是全世界最早的记录。世界上最早最全面的超新星记录,出现在公元1054年的北宋时期。中国早的时候就有科学的仪器。凯玑玉衡,大概是用玉做成的。把它的中间架在一个架子上,当中一头对准北极星,在我们这里,北极星是不动的,因此这个星体正好是北斗。张衡的浑天仪由水源来推动,用齿轮的方法,自己会动,整个是自动的。
可是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科学落后了。望远镜是在17世纪初,即明末清初时做成的。在西方,望远镜是推动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它是崭新的科学仪器。我们没有跟上这一步。第二步,西方抓住了基础物理和应用物理的关系。在19世纪60年代,经过法拉第的试验,麦克斯韦在1864年创建了电磁场理论概念,即把磁生电、电动生磁这两个现象完全用精密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表示出来。此后很快就产生了19世纪末的交流发电机、交流电动马达,一直到20世纪的电视、雷达,几乎所有的现代通信设备都是从这两个东西里出来的。一切与电、磁有关的东西都是受麦克斯韦方程组规律控制的。
从迈克尔孙-莫雷的实验中产生了相对论,从普朗克的公式中产生了量子力学。到了1925年,整个基础科学的理论被人们完全掌握了,之间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原子结构、分子物理、原子核能、半导体、超导体、计算机,这些20世纪的科学文化都已经产生了。
如果没有量子力学,没有相对论,就没有20世纪的文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理论已达到顶点。回顾以上一段科学史,可知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我们的物质文化的关系是紧紧相扣、不可分割的。我们现在正处在20世纪末,当我们面向21世纪时,不禁要问,什么是21世纪的科学文明呢?什么是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呢?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主要问题。
中国从商朝到汉朝,科学文明一直是走在前列的,为什么到明末清初,中国的科学就落后了,文艺复兴完全在西方发展?原因之一是在科学上,我们觉得所有物质的动因、原理是由一些很基本、很简单的理论操纵的,我们能找出这些原理,就可以知道一切东西的原理,如19世纪的电磁理论和20世纪的相对论、量子力学。18世纪很难了解19世纪的科学文化,在19世纪根本无法想象20世纪的科学文化。同样,我们20世纪也很难猜测到21世纪的科学文化是什么。所以我提出,如何恢复中华民族在科技界的地位。在19世纪前,中国无疑是处于领导地位,但今天不是。这里的主题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是要了解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机制关系;第二个是当我们展望21世纪时,我们必须要了解当代科学的大问题,了解了这些大问题,才有可能突破,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了解当代科学的大问题对于了解21世纪的科学发展无疑是有帮助的,当然,这只能是猜测。
当代的科学大问题,可以与19世纪末相当的大问题,在宇宙学里有两个:一个是类星体,一个是暗物质。在粒子物理学里有两个:一个是对称破缺,一个是不可见夸克。若能了解这些问题,将对21世纪的科学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选自《世界科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