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2024-2025学年八年级上册语文 6.藤野先生 ...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青春献礼”人物专访团约你共访陈望道先生

个人档案：

陈望道曾任复旦大学校长，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人，对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资料链接：

凌冬不改清坚节——忆陈望道先生(节选)

胡奇光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这二十年，正是我国的多事之秋。复旦大学也不例外。老校长陈望道先生沉稳地应对风云变幻，坚守学术独立的正路。他像寒风中的翠竹，不改变那清明坚贞的气节。

(一)

我一九五七年进复旦求学。入学三个月，即听到先生的学术报告《怎样研究文法、修辞》。报告里，他大谈读书，在当时的情势下多少有点奇特吧。他说读书有快读、慢读之分。在讲到“慢读”时，他放下稿子，看着我们，慢慢地说：

“你读书，读到有一天，有一本书上的一两页字，叫你翻来覆去地读，读它一两个星期，到了那个时候，你可说是进步了！”

有这么神么？！我立即把这奇特的说法默诵两遍 ， 储存在我的记忆里。

第二年，我拜读先生的学术著作《修辞学发凡》，真的被书中谈修辞同题旨和情境的那两页黏住了，翻来覆去地读那就不止一两个星期。

(二)

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大家讨论大学的培养目标。先生作为一校之长，却别有所见。他说：“谈到全面发展，我看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还可加上一个美育……”当场没人反对，可是有一段时期，这个意见竟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只因为毛主席只做过要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得到发展”的指示。但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到如今，赞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三)

大概在一九五九年初夏，我与徐志民、陈四益几位同学一起去拜访先生。先生住在教工九舍的一幢绿瓦楼房的楼上，楼下是语言研究室和会客大厅。先生在会客大厅接见我们。坐定后，先生用右手食指向空中画个圈，郑重地说：“我们这里是讨论学术的！”在那个把学术当作资产阶级东西搞臭的岁月里，说出这句话，是要有胆识的。

我们提出要搞“近百年语文运动史”的调查，先生是很支持的。

那天，先生很高兴，讲了不少语文运动中的逸事，特别是大众语运动讲得更细。我现在还想得起先生讲话时右手一推、左手一挡的神态。凭这些动作我还可回忆起他当时谈话的要点。先生说，白话文到了一九三四年已有点变质了，这受到两个方面的攻击。先是复古派从右边批判白话文不够“文”要退回到文言文去，好，我们(指上海一批文化人)也来个批判，从左边批判白话文不够“白”，要提倡一种比白话文更白的大众语。这样做，为的是让我们多年拼命争得的白话文能健康地发展。说到这里，他脸上绽出了笑容。

的确值得高兴。因为先生顶着复古逆风，发起大众语运动之后，即使有反对白话文的言论，也再不能形成气候了。

(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主流报纸上出现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些流行语。这些可是表述我们建国方针的词语啊！我当时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用成语里常见的“发愤图强”而用并不常见的“发奋图强”呢？

在一九六二年冬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先生谈修辞研究时，举了个例子恰好是“发奋图强”，好像专门为我答疑似的，我专心听，几乎逐词逐句记住了先生的原话。

原来在一次人代会上，是用“发愤图强”还是用“发奋图强”，代表们就有争论，先生主张用“发奋图强”。先生说：

“愤怒的‘愤’和奋发的‘奋’，语音相同，语意相关，稍有点差异。用愤怒的‘愤’，大多是受到外界的刺激。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这个道理看，用奋发的‘奋’更好些。不管是有刺激也好，没有刺激也好，反正中国人民历来是奋发有为、力争上游的！”

先生用内因与外因的学说来分析，可谓一语破的。照此看来，与“自力更生”连用的，最好是“发奋图强”，而与“卧薪尝胆”连用的，常常是“发愤图强”。

会后，我赶快查《说文解字注》，“奋”的繁体字作“奮”，这字的“田”指田野，“隹”是短尾鸟，“大”表鸟自张毛羽。从“奮”字里，我们仿佛看到一只大鸟振翅高飞、直冲蓝天的风姿。用这个字隐喻中国人民奋发有为、力争上游的精神，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五)

一九六三年暑假过后，先生自己花钱，从青岛买来百日红(即紫薇)、马尾松、蚊母树等树苗，种在复旦园内，开了校领导绿化环境的新风。老实说，“蚊母树”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听到的。奇怪的是，观赏树成百上千，为什么偏偏选中蚊母树等几种呢？后来从修辞角度看，好像明白了：蚊母树是期望大学成为“文化之母”“文明之母”吧；百日红是祝愿教育事业永远红红火火吧；马尾松原是荒山造林的先锋树种，这应是勉励复旦学子做开拓创新的尖兵闯将吧！先生以种树来行“不言之教”，好让欣欣向荣的花木，时刻向人们倾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奥秘。

(六)

大概在一九七四年夏秋之交，我有事去语言研究室。我看到那绿瓦楼房背阴处，先生正靠在竹椅上休息。他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了，穿着白衬衫、蓝长裤，有病缠身，人瘦了，颧骨更突出了，我看了有点心酸。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得起来的，只有关于《修辞学发凡》修订的一段对话：

“望老近来在修订《修辞学发凡》？”

“唔。”他慢慢坐直身子 ， 看着我说 ， “如何修改得好？我想请你贡献一点意见。”他说得又率直 ， 又诚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