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入情入理的讲课也在我心上雕镂下深刻的印象，培养了我课外阅读的兴趣。国文教师教古文喜欢大声朗诵。记得一次教辛弃疾的词《南乡子 登京口北固享有怀》，老师朗诵时头与肩膀左右摇摆着，真是悲歌慷慨，我们这些做学生的，爱国情怀油然而生。此后我每次登上满眼风光的北固楼，望着滚滚长江水，回顾千古兴亡事，总是感慨万端。不用说，这首词我至今还能背得滚瓜烂熟。我就是从那时开始爱读辛弃疾词的。也是在初中读书时，来了一位代课的国文老师，是年轻的新派人，他喜欢教白话文。有一次，教到田汉《南归》中的诗；模糊的村庄已在面前/礼拜堂的塔尖高耸昂然/依然是十年前的园柳、屋顶上寂寞地飘着炊烟。老师朗诵着，进入了角色，那深深感动的神情凝注在眼睛里。这种感情传染了整修教室，一堂鸦雀无声，大家都被深深感动了。这几句次镌刻在我心上，几十年过去，至今还能信口背出。此后，我对新文学更有兴趣，读了许多有名的中外小说，开阔了眼界，使自己的心与时代更加贴近了。如今只要稍一回忆，就仿佛看到国文老师那左右摇晃的身子和那注满情思的眼睛。
老师常对我们说：“你们光念几篇课文是远远不够的，课外要有计划地认认真真读点好书；多读书，读好书，能丰富知识，增添智慧，成为一个志趣高尚的人。”谆谆教导铭刻在心，使我一生受用不尽。
往事依依，金色的回忆唤起我的青春激情，催我不断奋进。
对我有着怎样的影响。
枕一卷书香与你相遇
包利民
①闲倚床头，持卷而读，倦时抛书即眠，梦里一片馨香，便会与许多生动的情节相逢，悲欢尽纳。醒时艳阳在窗，拾书继续阅读，回想梦中种种，亦真亦幻，宛若往事重现，又似故友重逢。
②少年时读萧红的《呼兰河传》，由于家在呼兰，便常于日长人静的午后，来到呼兰河畔，在柳荫里席地而坐，让心沉浸在那些旧时的情节中。眼前流水悠然，仿佛每一朵浪花里都绽放着过去的种种。有时也会倦极而眠，枕着一地青草，枕着盈耳的涛声，醒来时但见柳絮扑天，而书在旁边的花丛中，染满芬芳。梦里的情景，却是那条过去的河，吟唱着几十年前的往事。
③也曾坐于萧红故居的一隅，膝上的《呼兰河传》印着从花叶间洒落的斑驳阳光，这个院子里发生的故事，已成沧桑，阳光下，是欣然的草木，还有隐藏于寂寞里的那个小女孩的心事。常常于书香中悄然而眠，梦中那个小女孩酣眠于高高的蒿草丛中，虚幻的繁华远如隔世，她醒来后，热闹的场景已经消散，一如童年梦醒，等着她的，是无尽的凄凉。当我在斜阳的余晖中醒来，已是庭院寂寥，游人散尽。梦里与萧红的童年相遇，同一个院落，不同的梦境，顿生感慨。而萧红的雕像在夕阳下静静地独坐，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睡前都要读上一段《红楼梦》。虽然一本《红楼梦》已经读了无数遍，可是在那样的时刻，在寂寂的夜里，依然能唤醒我一颗柔软的心。于是梦里也交替着繁华与落寞，而花团锦簇的大观园，是一个虚幻至极的背景。我仿佛一个过客，匆匆地经过每一张熟悉的容颜，看得见她们曼妙的身姿，听得见她们吟风弄月的声音，却无法融入。能在梦里远望亦是够幸运了，我怕我尘封的心，我怕我猝然的目光，会惊散那些美好。
⑤有一年在西行的列车上，用看书来打发寂寞的时光。目光掠过一行行字迹，一如火车匆匆经过无数的城乡、原野、河流，太多闪光的片段，连缀成一个圆满的故事。对面一个女孩，也一直捧着一本书在看，书名是“剪一段时光与你相遇”。不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封面却是意境深远，女孩看得也极入神。后来，女孩似乎困倦了，便把书放在面前的小几上，伏首而眠。或许火车的隆隆声在她梦里远去，只有一片青春阳光；也许亦有着书中描绘的种种相遇，在美丽中徜徉。人生有梦书作枕，枕书而眠，梦亦恬然。
⑥更令我难忘的是另一个情景。有一年在乡下，正值夏日，农田里，人们都在挥锄除草。休息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男子靠在地头的树荫下，捧着一本书看得入神。过了一会儿，他坐累了，便头枕着锄把儿，躺在松软的土地上，依然忘我地阅读着。当我从那条路上回来时，他已经睡着了，书打开来，掩盖在他的脸上，细碎的叶影在封面和封底上摇动。我驻足看了许久，多年以后也不曾忘记。我想那一刻，他的梦里，也定是书香氤氲。
⑦在书香中入睡，多么温暖惬意，与那些虚幻的人物在梦里相逢，演绎着书里的故事。既然如此，且一直读下去，倦了就眠，眠而有梦，与许多许多的美好一一相遇。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是自由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选自萧红《呼兰河传》）
我选第▲段中的画线句，赏析：▲
童年，说不完的故事
刘绍棠
1942年正月新春，我不满六周岁，到邻村小学读书。
这个小学坐落在关帝庙的后殿，只有一位老师，教四个年级；四个年级四个班，四个班只有四十人。
老师姓田，私塾出身，后来到县立简易师范速成班受训三个月，十七岁就开始了小学教师生涯。田老师执教四十年，桃李满门，弟子不下三千，现今年已八旬，退休归里十几年了。田老师很有口才，文笔也好。
开学头一天，我们叩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木主之后，便排队进入教室。每个一年级小学生，配备一位三年级的学兄带笔。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上课，就命令三年级的学兄把握着一年级学弟的小手，描红摹纸。
红摹纸上，一首小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田老师先把这首诗念一遍，串讲一遍；然后，以这四句诗为起承转合，编出一段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起来。
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
一个小孩儿，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住姥姥家，一口气走出二三里；眼前要路过一个小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炊烟；娘儿俩走累了，看见路边有六七座亭子，就走过去歇脚；亭子外边，花开得茂盛，小孩儿越看越喜爱，伸出指头点数儿，嘴里念叨着：“……八枝、九枝、十枝。”他想折下一枝来，戴在耳丫上，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迎春小喜神儿；他刚要动手，妈妈喝住他，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枝，后边歇脚的人就不能看景了。”小孩儿听了妈妈的话，就缩回了手。后来，这八、九、十枝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了，此地就变成一座大花园……
这个故事，有思想，有人物，有形象，有情趣。
我听得入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戛然而止，我却仍在发呆；直到三年级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我才惊醒。
那时候的语文叫国文，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二、三、四年级的课文，都是如此。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四年，听到上千个故事，有如春雨点点入地。
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发达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像力。在这方面，田老师培育了我，给我开了窍。
如今，我每逢回家乡去，在村边、河畔、堤坂，遇到老人拄杖散步，仍然像五十年前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谈起往事，我深深感念田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上，播下文学的种子，老人摇摇头，说：“这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我怎能忘。
我十岁到通州城内念高小，级任戴鸿珍老师是通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回民。戴老师擅长算术教学，国文课却不如算术课教得好；她在思想上也是重算术而轻国文的。
第一堂作文课，戴老师命题。出了一个什么题目，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引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便不作。别的同学都已经动笔，我却不打开墨盒，也不展开作文本，只是坐在椅子上失神发呆。
“刘绍棠，你怎么不作呀?”戴老师问我。
“不会作啊。”我歪着头回答。
“剐人都能作，你怎么就不能作呢?”
“我觉得这个题目没意思。”
戴老师火了：“什么题目才算有意思?”
“我自己给自己出的题目。”
“依你，写!”
“我在课堂上写不完。”
“你想到堂下抄别人的吧?”
“您发现我抄别人的，打我的手板。”
“好!”戴老师忿忿地同意了，“我看你写得怎么样再说。”
我在课堂上构思，晚自习便写起来，题目叫《西海子游记》，连写了五册作文本。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通州城内西海子东岸，我常到这百亩碧水的柳荫翠堤上玩耍，也曾下水凫来凫去，惹得警察把我脱在岸上的衣裳扔到树梢上。我对西海子的风光景色十分喜爱，因而下笔千言。
我把这篇作文送交戴老师审阅，戴老师读后给我打了满分，从此便允许我自由命题，不必当堂交卷。
当时，学校有一个佳作栏，类似墙报，由一位爱好文学的国文老师主编。每周将各班的优秀作文集中起来评选，入选者重新誊写，画上题图尾花，张贴公布于大墙上。戴老师很爱面子，每次作文都要叮咛我：“刘绍棠，想个好题目，写得好一点，争取每周都有咱们班的佳作上墙。”
呵，那时候自己的作文能上佳作栏，比今天获得这个那个大奖和溢美之词的赞誉，更令人感到喜悦和激动。
不久，通州潞河中学的三位学生创办油印杂志《益智》周刊，读者主要是城内各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每期发行数百份。《益智》周刊选登我的作文，后来又连载我的模仿刘大白先生的《三儿苦学记》的小说《飘零》。
戴老师感到脸上光彩，却又声严色厉地对我说：“刘绍棠，别光顾了在《益智》周刊上出风头，还得把课堂上的作文写好!”
戴老师喜欢打人，我不敢在课堂作文上偷工减料。
然而，我还是挨了打。
那时，除了两周一次作文以外，每天还要写一则日记，算是课外作业。戴老师新婚，常回北京家中与丈夫团聚。我是班长，她便委我以代阅的重任。我觉得有机可乘，便从中捣鬼，不但自己不写，还免除了一些要好同学的“劳务”。不料，有一天戴老师忽然检查我的作业本，发现我一连数日都未写一字，气得当众对我进行严惩，以杉木板子的窄面打我的手心，格外疼痛。
我常常偷偷到通州万寿宫大街听评书，渐渐的听书不过瘾便买武侠小说来读。
戴老师是严禁学生阅读武侠小说的。我不但违禁偷阅，而且暗中写起武侠小说来。我给全班同学都分配了角色，有的是侠客义士，有的是绿林响马，每人又都有一个江湖绰号，逐日编写一个故事，同学们争相传看。
一天，已经放学两个小时，就要净校关门了，我们的教室仍然笑语声喧，走读的同学不想离校回家。
戴老师赶来，发觉我在撰写武侠小说以飨读者，将我大加申斥：“没有出息，不学好，写这样的东西!”没收了我的作品，严令不得重犯。
十二岁我高小毕业，考入北京市立男二中，从此与戴老师一别五年，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曾向一些过去的老师和同学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她已经年逾古稀了。
对于我的习作，戴老师并没有给予多少直接帮助，但是她能对我实行创作民主，在我产生不良倾向时又能及时予以规整，使我没有走入歧途，是应该感念不忘的。
童年，说不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