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2024-2025学年高三9月月考历史试题

材料一   周公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的概念，建构了我国古代第一个成熟的建都理论。该理论由一系列空间概念构成，周之“天下”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统治区域，周公以“天下”为空间视域来确定都城，选择适“中”的地理位置从而确定统治中心。但“天下之中”并非由单一的地理位置因素来决定，《周礼·司徒》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按照这一要求成为“天下之中”的地方要具备天时、地理、人和三个方面的最优越的条件，在地理上具有3 个连锁的递进特征：阴阳和中、百物阜安、适建王都，如此“天下之中”就突破了单纯的地理中心意义。

——摘编自李久昌《周公“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研究》

材料二   刘秀称帝后很快定都洛阳，此时其根据地在河北，而长安还在更始帝手中。统一天下后，光武帝一再亲幸长安，并下令“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造成“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的恐惧和震动。 西汉凭借关中制御关东一事，对于关东豪族来说则是“殷鉴不远”的深刻教训。但是最终朝廷迁都关中的愿望并未实现，在经历了与豪族利益、力量博弈的度田事件之后，朝廷对事关豪族利益之事采取谨慎态度。能够影响国家决策的儒生们则站在实行王道政治的立场上，从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出发，坚持都洛，他们以国家的兴亡成败“在德不在险”为由，驳斥了迁都长安的见解。加上光武帝本身的儒学文化背景，这使朝廷在迁都问题上不能自坚其志。

--摘编自梁万斌《从长安到洛阳：汉代的关中本位政治地理》

材料三   两宋都城完成了中国都城发展史上从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的转变，政治中心开始离开黄河流域沿运河作南北向运动，南北方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国家命运沿南北轴向摆动，运河成为都城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到了明朝，两京制度把政治、经济、军事三个中心或重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明朝的统治力量得到最佳配置。正如丘濬所说：“文皇帝(朱棣)迁都金台(北京)，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富，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国家行政中心移到北京之后，南京并没有回到历史上的“陪都”的地位，只是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并不发挥实际的作用。但是南京拥有历史上空前的作为一个陪都的重要政治和行政功能，即使在1421 年之后也是如此。

——摘编自王明德《从黄河时代到运河时代：中国古都变迁研究》

材料一：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三次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湖南出现了三次人才群起的局面：一是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开眼看世界”和洋务运动时期，全国一度出现了“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二是以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曾经“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成了最有生机的省份；三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籍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杰出人才灿若群星。

——摘编自郭辉东《中西文化融合与湖南近代人才群起》

材料二：回顾历史，中国从鸦片战争后走上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发展模式的道路。英国模式、日本模式均未能使中国的发展有所起色。进入20世纪，除了英国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外，苏联模式也成为可供选择的“样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几经挫折，终于创造性地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中国也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的发展经验也被其他国家视为“中国方案”。

——摘编自杨晓娟、姜红明《中国现代化演进的历史向度：从西学东渐到文明创生》

材料一   《宋史·范祖禹传》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陆游也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进入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桑蚕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到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而在元明二代，早熟稻的栽种在西南各省和湖北、湖南相当普遍，两湖成了中国的谷仓。江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粮食，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

——摘编自白寿彝、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

材料二   “湖广熟，天下足”出现的时间吸引了日韩两国诸多学者来考证。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