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读史方舆纪要》所录先秦战例大多出自《春秋三传》《史记》《国语》《战国策》等书，因此其中的六百多条战例集中于春秋战国。而在春秋变革、战国纷争之中，除楚国及吴、越地域偏南外，其余各国皆在北方。若以南北划分，大致北方省份（山东、河南、陕西等）的战例占九成，南方数省则只有十分之一。
——摘选自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
材料二 战国时代，在大规模的残酷战争中，全国人民都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如同苏秦所说，一场大战，所有战死者的安葬、医药费用和车马武器的损失，“（天下）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在人民心理都趋向于政治统一且周天子不起作用的当时，人民的愿望和思想总要有一个寄托，于是不同学派的学者提出了不同主张。墨子就说：“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孟子针对当时兼并战争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情况，也说“定于一”，而且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荀子认为“天下归之谓王”，就是说，做到天下归心，就能完成统一的“功业”。《吕氏春秋》不但提出了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的迫切要求，同时还明确指出了“民之所走（归向）”是在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过程中“不可不察”（《功名》）的问题。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上古时代（上册）》
战国时，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不再仅是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他们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他们不必再接受传统的贵族“六艺”教育，如带有军事训练性质的射、御等，不需要文武并重，而是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这些文士已经脱离了昔日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束缚，不再是国君、卿大夫的家臣，而能够自由流动。他们学习知识并不是为了好奇，而是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即为了治国安邦、从事政治活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人们常把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并称为“秦国三大水利工程”。《淮南子·人间训》记述道，“（秦人）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秦人巧妙地利用了“漓水与湘水，出一山而分源”，其“分流”处距离仅“百余步”的地理形势，“以卒凿渠”，沟通“湘、漓之间”，形成了畅通的“粮道”，在最合理的地方，以最便捷的方式，用最经济的成本，成功连接长江和珠江南北两大水系。灵渠还利用弯道延长渠道长度，有效地平缓坡降，解决了因高差变化而带来的航行安全问题。可以推想，灵渠的设计很可能继承了郑国等“水工”的技术，同时“九嶷之南”的越人也在“舟行宜多水”的环境条件下，积累了丰富的水利学知识和航运学经验，以独异的智慧参与了灵渠的设计。在秦一统岭南地区后，灵渠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后人有诗赞曰：“灵渠胜似银河水，流入人间灌稻粱。”
——摘编自王子今《灵渠：秦代水利奇迹》
材料二
秦朝形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