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号 | 公子 | 母国 | 流亡国 | 事件 | 资料来源 | 备注 |
1 | 公子重耳 | 晋 | 楚 | 骊姬之祸 | 僖公二十三年 | 晋献公子 |
2 | 太子建 | 楚 | 宋、晋、郑 | 无极言太子建，伍奢将以方城为叛 | 昭公二十年 | 楚平王子 |
3 | 王子朝 | 周 | 楚 | 王子朝之乱 | 昭公二十六年 | 周景王子 |
省区 | 刘宋时期人口数（公元464年） | 隋代初期人口数（公元609年） | ||||
人口数 | 密度（人/平方公里） | 占全国人口% | 人口数 | 密度（人/平方公里） | 占全国人口% | |
广东 | 375744 | 1.7 | 1.25 | 659889 | 2.99 | 1.28 |
广西 | 228360 | 0.99 | 0.76 | 956345 | 4.14 | 1.86 |
合计 | 604104 | 2.01 | 1616234 | 3.14 | ||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的战乱，引发了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和移居。这股浪潮从北亚地区向华北、继而从华北向江南、从华北向朝鲜半岛等，波及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这一迁徙的焦点是作为黄河文明摇篮的华北平原……人们处在这个混乱、动荡不安的社会、国家中，深切地关注自己的内心，同时执著地追求精神和灵魂的救赎。
——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材料二 在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赋税繁重的背景下，江南农民只有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寻求出路。原来用以种植粮食的耕地，改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原先的副业—纺织业成了人们的主业；原来的重要粮食产区江南地区，开始在粮食上依赖湖广地区的供应。农业结构的调整和纺织业的兴起、粮食贸易的频繁，终于成就了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江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最集中地体现为棉纺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而棉纺业和丝织业专业市镇也占江南市镇的绝大多数。在南方个别地方，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的景象。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三 七七事变后的短短数年中，全国城乡共有1425万人迁往西部后方。从1937年至1942年底，桂林市人口增2.16倍，重庆的人口从战前的47万人猛增至124万人。随着政治中心移往西南，仅陪都重庆国民政府的各类机关就共约130个，重庆集中了大批政治家和党军政人士。各类内迁的民营、国营和军工企业约上千家，大量的企业家、科技人员与技术工人也随之内迁……内迁高校多采用联合办学的形式，西南联大已发展为5个学院26个系、350多名教师、3277多名学生的大学。西南联大的教授可谓集一时之选。日后师生人才辈出。
——摘编自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这些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舜水等人）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注讲经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学问……他们……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二 嘉（庆）、道（光）年间，白莲教痛溃于腹地，张格尔变乱于西北，英吉利凭陵于东南，士大夫懍于商羊石燕之警，惧有梁倾压侨之祸，于是自陇亩而至庙堂，相与讨论朝章国故，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而史学兴焉，而经世之音振焉。喁于相望，遂与明末遗老相桴鼓（相互应合）矣。
——摘编自陆宝千《嘉道史学——从考据到经世》
材料三 明清时期，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思想家，以“批判的武器”抨击封建专制和空谈误国的理学。于是，在17世纪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形成了又一次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高潮，解决了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摘编自王俊义《略论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材料 中华民族史是一部从未间断、接续发展、不断更新的文明创造史。历史连续中创新进取的文明发展史，铸就了中华文化以我为主、差异融合、创新再生的发展逻辑，在持续不断的中心扩散与向心凝聚的双向互动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共同体。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不断对生产生活、阶级斗争的实践进行凝练提升，留下了丰富多彩、内涵深刻的文化成果。中华文明差异融合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逻辑中，包含着革故鼎新、创新发展的内在基因，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开拓新局面、创造新事物的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守正出新、自我超越的传统，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具体体现为自我批评、自我警醒、自我变革、自我完善的思想智慧。
——摘编自金民卿《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品格》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相关知识，围绕“古代政治文明的创新发展”这一主题自拟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