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符合孩子的要求。婴儿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需要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关怀。在六岁左右孩子就需要父亲的权威和指引。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父爱应该受一定的原则支配并提出一定的要求，应该是宽容的、耐心的，不应该是咄咄逼人和专横的。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同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相反，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人从同母亲的紧密关系发展到同父亲的紧密关系，最后达到综合，这就是人的灵魂健康和达到成熟的基础。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揭开了人类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了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利用起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素，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实践中去。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人能够选择职业、住所、生活方式，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一不可选择的事实从消极的一方面理解，是无法逃避的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可选择性，恰恰使“孝”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处于与父母的实际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孝”是每个人都不能不终生面对的事情，同时也就为每个人的合作利他品德的修养提供了牢固的依靠。你想修养你的德行，成为一个仁慈、有合作精神的人吗？请从那个你一出生起就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开始，请从孝开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孝”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老在上，子在下。孝的含义，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着。
（摘自《国学·说“孝”》，有删改）
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
（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当知学问都从活人做出，学问之背后则必然有其人之存在。但人不易知，各人有各人的天赋不同，智慧不同，境界不同，性格不同。如欧阳修与司马光两人同是北宋大史学家，因其人之不同，而史学上之造诣与精神亦不同。诸位治史学，不懂得所谓史学家其人，试问如何做得一史学家？
读古人书，须能如面对亲觌，心知其人。懂得了古人，像活生生地在我面前，我才能走进此学术园地。此所谓“把臂入林”，至少在我自己要感得是如此。也只有如此，才能了解到古人之血脉精神，以及他们间学问之传统源流。自己才能参加进此队伍，随着向前。否则读书虽多，所得仅为一堆材料，只增长了自己一些意见。古人是古人，传统是传统，与我全不相干。如此般做学问，尔为尔，我为我，各自拿到一堆材料，各自发挥一套意见，在人与人间，则绝无关糸，绝无内在精神之传递与贯彻，交流与影响。此种学问，其实全是假的，并非真学问。诸位今日治学，多蹈此弊，在学术传统上尚无知识可言，而尽忙着找材料，创意见，想自己出锋头。那实在要不得！
讲学问则必讲其源流承接，此中有人之与人之精神血脉，务要臻于“意气相投”境，此是学问入门后之事。徒知读书，只如听说话。听人说话，却不知那说话的人。读人所著书，却不知那著书的人，如此则仅成为死学问，死知识，只是一堆材料。如欧阳永叔与王荆公，其文皆学自韩昌黎，但欧、王两家文字精神意趣各不同。我们读韩、欧、王三家文，应能分别出此三家之异在何处、同在何处。欧、王两家之学韩，各由何处入，又各由何处出。应能从此三家文字“想见其为人”o应使韩、欧、王三家之精神笑貌、意兴情趣，历历如在目前。虽在我口里说不出，却要在我心里深深确有此想象。又如读晚明三大儒著作，也须从其著作透过去了解其为人。于此三家之面目精神各不同处，须能活泼如呈现在我目前。当知学术有血脉，人物有个性，一家是一家，一人是一人。若不能明白分辨出，即证对彼无所知。学问到此境界，始能与古人神交于千载之上。否则交臂失之，当面不相识，只听人闲说话，哪里是学问！
我们的先一步是从别人之心来启发自己之心，此即上面所讲“从前人之功力来启发我之智慧”之一项。现在所讲则是要以自己之心来证发前人之心，即是“以自己之功力来体会前人之智慧”之一步。此一步工夫较难，必须沉潜反复，密意追寻。诸位当知，一本书之背后，有此一个人。一门学问之背后，有此一位专门名家之学者。学问倘至此步，始可谓懂得了做学问。到此已是“升堂”境界，已能神交古人，恰如与古人周旋揖让于一堂之上，宾主晤对，情意相接，那是何等的欢乐愉快呀！上述第一步是“从师治学”，现在第二步是“升堂”了，乃是“从学得师”。如此，才能说有了师承，才不是跟着前人走，而是与前人同道而行。诸位今日一心只是要创造，却不在想从师受学，从学得师。也不是要与人同道，只是想前无古人，别创一格。如此用心，则决非所谓学问之道。
（摘编自钱穆《关于学问的智慧与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