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而且作风也往往 。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②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 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 ；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
③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 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①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的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
②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
③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④发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位外国读者，或者是位能欣赏外国诗的中国读者。
⑤他能辨别，他不能这样笼统地概括。他要把每个诗人的特殊、个独的美——分辨出来。
⑥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
⑦因此，说起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
⑧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也没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
①西洋文评家谈论中国诗时，往往仿佛是在鉴赏中国画。例如有人说，中国古诗“空灵”“轻淡”“含蓄”，在西洋诗里，最接近韦尔兰。另一人说，中国古诗简约隽永，韦尔兰的《诗法》算得中国文学里传统原则的定义。还有人说，中国古诗抒情，从不明说，全凭暗示，不激动，不狂热，很少辞藻、形容词和比喻，歌德、海涅、哈代等的小诗偶有中国诗的风味。这些意见出于本世纪前期，然而到现在还似乎代表一般人的看法。透过翻译而能那样认识中国诗，很不容易。一方面也许证明中国诗的艺术高、活力强，它像人体有“自动免疫性”似的，也具备顽强的免译性或抗译性，经受得起好好歹歹的翻译；一方面更表示这些批评家有艺术感觉和本土文学素养。一个绘画史家也指出，歌德的《峰颠群动息》和海涅的《孤杉孑然立》两首小诗和中国画的情调融合。把中国旧诗和韦尔兰联系，最耐人寻味。韦尔兰宣称：最好是“灰暗的诗歌”，不着彩色，只分深淡。那简直就是南宗画风了：“画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棱钩角是也，暗者如云横雾塞是也。”（董其昌《画眼》）
②一句话，在那些西洋批评家眼里，词气豪放的李白、思力深刻的杜甫、言论畅快的白居易、比喻络绎的苏轼——且不提韩愈、李商隐等人——都给“神韵”淡远的王维、韦应物同化了。西方有句谚语：“黑夜里，各色的猫一般灰色。”据动物学家的研究，猫是色盲的，在白天看一切东西都是灰色。正像人黑夜里看猫，猫白天看世界，西洋批评家看五光十色的中国旧诗都成为韦尔兰所向往的“灰暗的诗歌”。这种现象并不稀罕。习惯于一种文艺传统或风气的人看另一种传统或风气里的作品，常常笼统概括，有如中国古代隽语所谓“用个带草（怀素）看法，一览而尽”（见董说《西游补》）。譬如在法国文评家眼里，德国文学作品都是浪漫主义的，它的“古典主义”也是浪漫的、非古典的；而在德国文评家眼里，法国文学作品都只能算古典主义的，它的“浪漫主义”至多是打了对折的浪漫。德、法比邻，又同属于西欧文化大家庭，尚且如此，中国和西洋更不用说了。
③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我们以为词华够鲜艳了，看惯纷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是低言软语。同样，束缚在中国旧诗传统里的读者看来，西洋诗里空灵的终嫌着痕迹、费力气，淡远的终嫌有烟火气、荤腥味，简洁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这仿佛国际货币有兑换率，甲国的两毛零钱折合乙国的一块大洋。西洋人评论不很中肯，那可以理解。他们不是个中人，只从外面看个大概，见林而不见树，领略大同而忽视小异。我们中国批评家不会那样，我们知道中国旧诗不单纯是“灰暗诗歌”，不能由“神韵派”来代表。但是，我们也往往不注意一个事实：神韵派在旧诗传统里公认的地位不同于南宗在旧画传统里公认的地位，传统文评否认神韵派是标准的诗风，而传统画评承认南宗是标准的画风。在“正宗”“正统”这一点上，中国旧“诗、画”不是“一律”的。
“精神贵族”钱钟书
张建术
钱钟书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唯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大家共同的心声。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有一般才子的恃才傲物，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
1978年9月至1980年底，是钱钟书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大放异彩的时候。一位叫费景汉的汉学家，这样描述在一次座谈会上的钱钟书：会场上最出风头的要算是钱钟书——他给我的印象是机智，善于征服别人。他在茶话会上提到一位美国诗人，会用优美的英文背诵一段那位诗人的诗作；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又会用标准的德文背诵那位诗人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拉丁文来背诵一段。这些诗人未见得是什么大诗人，提及的诗作也未必是他们的重要之作，但钱钟书却能出口成章，流利地背出来，真是把在场的美国人吓坏了。
有人这样谈观感：钱钟书似乎不是在发言，而是在“表演”。两个小时“表演”结束后，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其实，这些吓坏了的外国人当时还不知道有一部真正能吓坏他们的书，就是正在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
姓钱的钱先生，一生似乎没有真穷过，也似乎没有发过财，应该说他是一位精神的贵族。困居上海孤岛写《围城》的时候，他窘迫过一阵。辞退保姆后，由夫人杨绛操持家务，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人买，于是他写小说的动机就多少掺进了挣钱养家的成分。一天500字的精工细作，却又绝对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恰好这时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
进入80年代，从天上往钱家掉金子的事接二连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竭诚邀请他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偕夫人同往。只希望由钱钟书每两星期授一次课，每次40分钟，半年讲12次课，实际授课时间只相当于一个工作日。像这样的价码，着实让人咋舌，可钱钟书却拒绝了。他对校方的特使说：“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
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他们专门派出两个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门，出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卖。”与钱钟书签署了《围城》版权协议的美国好莱坞片商，多次盛邀钱钟书夫妇时间方便时做客观光，随便吃住，或监督影片制作，他们都摇头婉拒。他说：“我现在是中国式的硬木椅子，搁在那儿挺结实，搬搬就散架了。”
更使杨绛好笑的是钱钟书一辈子开不了钱庄。有同事找钱钟书借钱，他问：你要借多少？答：一千。钱钟书说：这样吧，不要提借，我给你五百，不要来还了。同一个人两次来借，他还是如法炮制，依旧对折送人。他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出车撞伤行人，急切中找钱钟书来借医药费。他问：需要多少？司机答：三千。他说：这样吧，我给你一千五，不算你借，就不要还了。
凡进过钱钟书家的人，都不禁惊讶于他家陈设的朴素。沙发是用了多年的旧物，多年前的一个所谓书架，竟然是四块木板加一些红砖搭起来的。没有人能弄明白钱钟书究竟看过多少书，但那时他家里却几乎没有书。据说犹太人认为把知识财富装进脑子里，比置办什么财产都划算、安全，钱公馆主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钱钟书曾指着孔方兄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个东西吗？”
（摘自《魔镜里的钱钟书》，有删改）
中国诗和中国画（节选）
钱钟书
一个传统破坏了，新风气成为新传统。新传统里的批评家对于旧传统里的作品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作比较客观的估计，因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静和超脱，所谓“当局称迷，傍（旁）观见审”（元行冲《释疑》），而旧传统里的批评家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节省了不少心力。旧传统里若干复杂问题，新的批评家也许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没想到它们一度存在过。他的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比起他这样高瞻远瞩，旧的批评家未免见树不见林了。不过，无独必有偶，另一个偏差是见林而不见树。局外人也就是门外汉，他的意见，仿佛“清官判断家务事”，有条有理，而对于委曲私情，终不能体贴入微。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天地，所谓“此中人语”。譬如乡亲叙旧、老友谈往、两口子讲体己、同业公议、专家讨论等等，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suppositio），旁人难于意会。释祩宏《竹窗随笔》论禅宗回答：“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别，忽然邂逅，相对作乡语隐语，旁人听之，无义无味。”这其实是生活中的平常情况，只是“听之无义无味”的程度随人随事不同。批评家对旧传统或风气不很认识，就可能“说外行话”，曲解附会。举一个文评史上的惯例罢。
我们常听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主要是规定各种文体的职能，并非概括“文学”的界说。“文”常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 ， 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说不出口的“志”。这些文体就像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文”的等次最高。西方文艺理论常识输入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一律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是文学创作精华的同义词。于是那两句老语仿佛“顿顿都喝稀饭”和“一日三餐全吃面”，或“两口儿都上北京”和“双双同去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传统文评里有它的矛盾，但是这两句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对传统不够理解，就发生了这个矛盾的错觉。当然，相反地，也会发生统一的错觉。譬如我们常听说中国诗和中国画是融合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