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基本思想是可游、可居、可望。其中，①。一切美术都是“望”、都是欣赏。不但“游”可以发生“望”的作用，②，也同样要“望”。一切亭台楼阁、都是为了“望”，都是为了得到和丰富对于空间的美的感受。在园林建筑艺术中，③，有了窗子，内外就能发生交流。窗外的竹子或青山，经过窗子的框框望去，就是一幅画。而且同一个窗子，从不同的角度望出去，④，于是引发人们不同的联想。这样，画的境界就无限地丰富了。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诗人从一个小房间“望”到千秋之雪、万里之船，以小见大，从而获得了⑤。
干栏居
干栏居是一种将房屋用桩柱架离地面的宫室形式。《新唐书·南平獠传》称：“山有毒草、沙风、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曰‘干栏’。”《说文》中的“泽中守草楼”也应是干栏形式，与其认为干栏居是巢居的演化，倒不如说干栏居就是巢居的一种较高级形式，并且与楼阁的起源有着密切关系。
干栏居以下部架空的桩柱或“干栏”得名，但与上部房屋的结构形制并无确定关系，故就整座建筑而言，干栏居并不能算作一种结构类型。
浙江余姚河姆渡，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第四期原始聚落遗址上，发现了现知最早的干栏居遗迹。桩柱可分为圆桩、矩形桩和板桩等，直径或边长在10~20厘米之间，入地60~80厘米。桩柱上用主梁和次梁架起厚约10厘米的地板，一般高出地面80厘米到1米左右，地板以上的房子为“长屋”形式，进深约7米，檐下还有宽约1.1米的室外走廊。
河姆渡干栏居的“长屋”，是长江流域史前的一种特殊的家族聚居形式，即以家族长辈的房子为中心，左右毗连的小辈房子“一”字形延伸开来。河姆渡干栏居的长度约30米，而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安徽尉迟寺长屋遗址长达25间，有80米左右，浙川下王岗长屋遗址竟长达100米左右。此外，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干栏居（相当于商代），主体建筑面积在1200平方米以上。
干栏居也可建于水面上，如湖北蕲春毛家嘴遗址（相当于西周），便是在水塘上立桩架屋的。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结构构件结合部位，是一种榫卯的结点构造。梁与柱的交接，是在梁端或柱端做出榫头，有燕尾榫和销钉榫等，较之巢居的绑扎技术迈进了一大步。板之间的连接已用企口技术。这种榫卯构造在蕲春毛家嘴干栏居遗址中用得更为娴熟。榫卯就迄今掌握的材料看，最早发现于河姆渡的干栏居遗构中。
干栏居及其长屋，广泛地存在于我国南方以及东南亚等古代稻作文化圈中，并一直沿用到近世。从河姆渡遗址中的榫卯构造可以推定，中国古代木构宫室产生的主要源头之一，是在长江流域，这里的宫室建筑以先进的榫卯构造方式，取代了原始的绑扎构造。
（节选自《中华文化通志·建筑志·宫殿建筑》）
乔家大院——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①山西，素以地上文物之丰、地下能源之巨著称。而今，又以大量传统民居建筑艺术的不断发现而令世人瞩目，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乔家大院。
②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北距太原54千米，南距东观镇仅2千米。它又名“在中堂”，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曾有两次增修，一次扩建，于民国初年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
③大院为全封闭的城堡式建筑群，占地10642平方米，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分6个大院，20个小院，313 间房屋。大院三面临街，不与周围民居相连。外围是封闭的砖墙，高10米有余，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显得气势宏伟，威严高大。大门坐西朝东，上有高大的顶楼，中间是城门洞式的门道，大门对面是砖雕百寿图照壁。大门以里，是一条石铺的东西走向的甬道，甬道两侧靠墙围台，甬道尽头是祖先祠堂，与大门遥遥相对，为庙堂式结构。北面三个大院，都是芜廊出檐大门，暗棂暗柱，三大开间，车轿出入绰绰有余，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所有院落都是正偏结构，正院主人居住，偏院则是客房、佣人住室及灶房。在建筑上偏院较为低矮，房顶结构也大不相同，正房都为瓦房出檐，偏院则为方砖铺顶的平房，既表现了伦理上的尊卑有序，又显示了建筑上的层次感。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楼六座。各院房顶有走道相通，便于夜间巡更护院。
④纵观乔家大院，斗拱飞檐，彩饰金绘，建筑考究，工艺精湛，整体呈“囍”字形，集中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因此这座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⑤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如今，乔家大院业已成为中外闻名的民俗胜地，而且，也成为许多影视剧拍摄时争抢镜头的宝地。
梁思成：一念执着
顾学文
1925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
在宾大完成学业后，梁思成踏上了欧洲的土地，观摩各地建筑。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都写出了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没有，梁思成被深深刺痛了。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匆匆回国，梁思成和林徽因一道投入建筑事业中。1932年，梁思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建筑调查。跳蚤、臭虫、蝙蝠是调查路上的“亲密伙伴”。但对于执着于所爱事业的人而言，苦难有时也会伴随快乐。梁思成甘之如饴：“被（臭虫）咬得很厉害，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此刻最感快慰。”
“当年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共测绘了2738座古建筑！那是什么年代？战乱！他们真的是拿命在做啊。”他的学生杨鸿勋唏嘘不已。
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在这时，妻子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全家贫病交加，他依然伏案写作。
1944年，《中国建筑史》一书完稿。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引起了国际建筑界的震惊，但没有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本著作，诞生于李庄（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迁徙到这里）那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杨鸿勋说。
不仅是《中国建筑史》，梁思成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几乎都是在战乱中完成的。
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时，另外加上了两个不属于中国的城市——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和林徽因一起，把这两个城市的古迹详尽地标注出来，并以自己的专业精神说服美军司令，对日本的那些古迹也要保留。而此前，梁思成一家已有两名亲属牺牲在抗日前线。
“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目睹古建筑被毁，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是人间悲剧，梁思成无法不心如刀绞。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与热爱，才有这样震撼心灵的以德报怨。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生执念，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陷入大拆大建的热潮中时，梁思成一次次仗义执言，秉笔直书。
1950年，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方案：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不应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应该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然而，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几乎没有可能。
梁思成激烈地与人争论、大声地呼吁。如杨鸿勋所言，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当时一边倒的社会热潮中，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然而，轰隆隆的铲车声、一下下沉闷的大锤声还是淹没了梁思成的呼喊，古迹一点点消失，迎接他的是默默的悲苦：“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先生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那时伴在梁思成左右的杨鸿勋心里非常清楚：“他其实很想开展民居研究。”但只有一次，梁思成带着杨鸿勋和其他几个学生去了趟东交民巷，后来再也没有了第二次。因为，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时，为爱妻林徽因设计墓碑是梁思成唯一能作的设计。
的确，虽然在梁思成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脊椎病恶化，直不起腰来；但无论什么时候，他的人格都没有弯，他在精神上站得笔直。
1972年，梁思成走了。但他所开拓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还在延续着。
21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在呈现现代性的同时也要珍视传统，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也要回首往昔，这时，人们也想必会频繁地回想起，许多年前，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一生执念。
（摘编自顾学文《梁思成：一念执着》）
相关链接：①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在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以严谨、勤奋的学风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②“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摧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195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