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01年7月，在刘坤一（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会奏变法之疏的第一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四条重大拳措：一为设文武学堂，二为酌改文科，三为停罢武科，四为奖励游学。……1904年1月，朝廷正式颁布张之洞及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所厘定之学堂章程，明确宣布十年三科内减尽科举名额。
材料二：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学务大臣张百熙及荣庆上折指出：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此，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等六人一起奏请立停科举，获诏准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选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材料一：（春秋）之义，内渚夏而外夷狄。…一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含往古既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别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摘自【西音】江统《徙戎论）
材料二：自晋宋以来，视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王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摘自【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
材料三：北朝的强盛来自体制的力量…变替的“胡化”和“汉化”……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摘自昊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一：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醒太平梦，彻夜不能眠。（注：“上喜选”为日文中的“蒸汽船”的谐音）
——日本民间歌谣
材料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繁殖物产、保护本国物产为先务，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音qīn，比喻事业蒸蒸日上）乎有富强之势。
——黄遵宪
材料一：青苗法者，不过一银行之业耳，而银行之为业，其性质乃宜于民办而不宜于官办：但使国家为之详定条例，使贷者与借者交受其利而莫能以相病，而不必直接与人民相贷，则其道得之矣。在当时，人民既无有设立银行之能力，而举国中无一金融机关，而百业坐是凋敝。荆公能察受敝之原，而创此法以救治之，非有过人之识力而能若是耶？
——梁启超《王荆公》
材料二：王安石变法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大无畏精神，力求把变法革新进行到底。他的变法手段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他更多地重视商品货币的作用。王安石变法是想尽量用经济的办法管理国家财政，反映了宋代商品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活跃，也证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有很大的前瞻性。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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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胡适在五四之后，就呼吁“死心塌地”学习西方，不要怕“模仿”，也不必担心“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要敢于承认我们文化的落后，正视我们“百事不如人”。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世界化的路”。1930年又提出：“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充分吸收。”1933年，他说：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完全是师法国外的问题……我们可以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自觉改革。”……有人说“胡适是主张自己向着西化的怀抱猛扑，让中国固有的文化自然而然地从西化怀里找回到中国本位。”这是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宣传手法，也是他最崇拜的梁启超惯用的宣传方式。
——摘编自王东等《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
材料二：在明治维新早期，以福泽谕吉为首的启蒙学者，将西方现代国家为参照系，对日本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利，他们很少提及日本人的优点，而是偏重于自我批判。在席卷日本人的文明开化浪湖中，确实出现了盲目崇拜欧美人，完全否定自己的民族虚无主义，首担任外务省的井上馨甚至主张：“化我帝国和人民，恰如欧洲郑国、恰如欧洲人民”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后来，欧化主义一度使日本人迷失了自我，引起了人民反感。先进的日本学者主张国粹主义，致力于克服前段自我认识的偏差，重折挖掘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优点，尝试全面地对日本人加以评价。但他们并不是顽固的倒退到复古主义，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立足于扬长补短，在挖握日本人的优点时，也毫不留情的揭露日本人的弱点。
——摘编自杨宁一《了解日本人》
材料：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整理
材料一：1872年9月，文部省颁布了第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改革的文件——《学制》。《学制序文》中说：“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以遂其生者，此无他，端赖修身，开智，长其才艺也。而修身、开智、增长才艺又非学不可。故有学校之设立。”同时指出改革教育的目标是“自今以后一般人民，无论华、士族，农工商及妇女，必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政府将全国划分成学区，设置各级、各类学校，逐步普及小学义务教育。1890年10月，日本明治天皇签署颁布了《教育敕语》。
——叶立群《日本的教育改革》
材料二：1901年清末新政伊始，清廷就启用管学大臣张百熙着手学制制定工作。1902年8月，清政府正式公布中国近代第一部学校系统章程《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系统完备的现代学制。学制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修业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的关系，其主要内容多参照日本学制。1904年1月，清廷再次颁布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其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注：渗透）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刘翔《论明治维新对清末学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明代匠籍制度下的工匠必须定期到官府作坊服役，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低下。明代民户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匠户最为卑贱。其中“匠”世代不能转业脱籍，不得做官。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一四八五年），发布了班匠以银代役的法令，根据法令，凡愿出银者可以出银代役，不愿者仍旧当班，这是双轨并行的办法。清王朝建立后，于顺治二年就下令废除匠籍。班匠制度废除后，官营手士业缺乏必要的技术工匠和一般工匠，致使官营手工业逐渐趋于衰落
——转引自《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二：1591年，丰臣秀吉颁布《身份统制令》，严禁士、农、工、商横向流动，农民不得弃农从商，武士不可获取町人与农民身份。明治政府成立不久就着手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四种身份，并宣布四民平等，取消武士特权。
——转引自《日本的政治进程：从明治维新到“55年体制”》
材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南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中国军费开支剧增，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中国108所高等院校中，91所遭日军轰炸，25所院校被迫停办。“抗战是长期的，各种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断，是中国可以薪火相传的根本”，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判断。
政府有计划地将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转往大后方。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 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 575人(99%)。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66名的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
——摘编自侯杨方《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
材料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点之一。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①废除科举制，大办各类新式学校(当时称为学堂)。1905年清政府下令停止科举取士，再加上鼓励兴办新式学堂的政策一一落实，我国出现近代以来兴办新式学校的热潮。到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的数量已达5 000多所。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新式学校取代旧式学校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
②提出新的办学宗旨。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明确指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明其智识，练其艺能。”1906年清政府又提出“忠诚、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崇尚科学技术等实用知识)”的五项办学原则，清政府主管教育的官员又宣称，学堂培养人才的目标是：“体育培养人的身体之能力，智、德、美三育培养人的精神之能力，相应发展真善美之理想，以期培养完全之人物”。
③制定全国统一的新式学校学制。仿照日本将普通教育分为初等教育(幼儿园、小学)、中等教育(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大学)。并规定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师范和工程技术职业教育。部分开放女子教育，允许兴办女子小学和师范学校。
材料一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系统之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政策外，必应有精神上独立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固团体。此种文化本位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重，要言之，既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年)
材料二 武则天破坏集团的工作首推科举制，大倡文辞之科破格用人，而文辞之科的进士科地位远胜明经科，这与关陇集团推崇的华夏正统经学治国理念也是大相径庭的。她开设武举科，也对军功贵族世袭在观念及实践上给予巨大冲击。武则天还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到洛阳，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下以长安为信仰中心的格局。她还以婚姻为纽带，缔结“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以武氏寒族介入关陇集团，在文化层面把已经不占优势的关陇集团进一步拖下来，原来的胡汉精英集团堕落的速度加快了。
——曹印双《试析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概念》
材料 户籍制度萌芽于商朝，据殷商墟卜辞中记载商朝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战国时期，商鞅将户籍制度发展为“什伍连坐”法。两汉时期，口赋和算赋(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兵役与徭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为此，两汉政权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使大量的人丁民户时时处在封建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唐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风行，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徭役来源日益枯竭，为了解决危机，唐政府改革征税制度，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明洪武年间，政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编制鱼鳞图册，地籍与户籍彼此独立。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使身丁税与户籍相分离。从此，地籍便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户籍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了。清政府下令彻底废除人丁编审，户籍管理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节选自《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