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记述 | 出处 |
“未几，裕（刘裕）师围城……超（慕容超）与左右数十骑出亡，为裕军所执……送建康市斩之。” | 《晋书·慕容超传》 |
“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逾城走，征虏贼曹乔胥获之……送超京师，斩于建康市。” | 《宋书·武帝本纪》 |
“丁亥，刘裕悉众攻城……超与左右数十骑逾城突围出走，追获之……送超诣建康，斩之。” | 《资治通鉴·晋纪》 |
“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逾城走，追获之，斩于建康市。” | 《南史·宋本纪》 |
材料一：盛唐时期，刘知几的《史通》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他认为，官修史书致使个人的史学思想及见解不能充分发挥，因为史馆著作取禀宰相监修的意旨，取材不合当时的要求，或为时所忌讳的，都要删去；主张写史应当“直书”，反对歪曲史实，做一个正直的史家应该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气概；在总结前代史学的基础上，指出只有具备才、学、识“三长”的人，方可成为“史才”。“才”，是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学”，是指各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至自然知识。“识”，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
材料二：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他呼吁“史界革命”，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并指出造成旧史陈腐落后的根源，正在于完全违背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致使旧史简直成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墓志铭、相斫书、蜡人院的偶像。这些批评虽属过当，却打中要害。他的理论与正在酝酿的革命潮流相合拍，宣告了新史学时代的到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白寿彝《中国史学史》
材料：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开始用西法练兵，但军装未曾改易，且军服颜色醒目，款式宽松。1898年，袁世凯建议对官兵的服制作出规范化要求。1905年，新军服以军衔制取代旧的官阶制，但是军衔标识的纹样依然保留了传统元素。1912年，袁世凯谕陆军总长“再定军服”，明确指出要“详考西法”。袁世凯死后，军服改革陷入混乱。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军服才逐渐统一。1936年正式颁行的《陆军服制条例》对陆军服制的颜色、制式、章式等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变革后的军常服多选择土黄、茶青、灰色与草黄色等自然色。军服结构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便于运动，更加舒适美观。军衔制及其相应的标识进一步完善，使将士等级更易辨别，更加有利于作战指挥。但是，大多数军人没有先进的理想和信仰作为引导，导致这场变革未能全面、彻底、健康发展。
——摘编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军服图志》等
材料：1917年12月22日，苏俄和德国的和平谈判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正式举行。苏俄建议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约，而德国代表团长屈尔曼却提出了掠夺性条件，要求占有被德军占领的大片俄国西部领土。1918年2月9日，德方宣称他们的条件是绝对必须接受的。第二天，苏俄代表团长托洛茨基发表声明，拒绝在割地条约上签字，同时宣布结束对德奥的战争，并准备复员俄国军队。德国遂中止谈判，并于2月18日向苏俄发动进攻。几天之内，德军占领了大片领土，逼近首都彼得格勒。2月23日，列宁提出立即签订和约，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列宁的建议。1918年3月3日，苏俄同德奥集团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和约使苏俄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赢得了巩固政权的时间。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篇》
材料：教化思潮在宋代备受士大夫推崇，他们按照儒家的教化方式，把国家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灌输到民众日常生活中。
北宋名儒贤臣蔡襄在知福州、知泉州时，积极提倡兴立儒学，亲自过问教学内容，并荐举儒士周希孟、刘柯述等人充任福州州学教授。他主张“约古制而立今礼”，使“上下有节，车服有序，礼让兴行”，认为这是“远罪省罚”的一种途径。同时，他组织大修水利，为推行教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在福建转运使任内，恢复莆田五塘水利尤为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肃清地方泛滥的鬼神信仰、清除地方杂祠淫祀。至于巫术主病，蛊毒害人之类，亦痛加断绝，然后择民之聪秀者，教以医药，使为民治病。他所推行的教化实践，对当地今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康武刚《论蔡襄的教化思想与实践》
材料：全球“整体化”或者“一体化”较为准确地勾画了世界历史大潮的一般流向。世界历史进程还有一个由整体到分散的碎裂化过程。如果把世界历史纳入全球整体的宏观视野，我们就会看到，人类历史是在两种力量或运动的冲突和协调的动态平衡中向前发展的。他们之间互相制约平衡、交错互动，使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动态性、曲折性、周期性和阶段性。
——摘编自王玮《世界历史进程的悖论：整合与碎裂》
围绕材料，结合世界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