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榜样。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议会的主权，但并没有解决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关系问题。此时的国王，是实实在在的行政首脑，他有权遴选政府大臣，并亲自主掌国务大事，内阁处于国王的控制之下。到安妮女王时代，她在马尔博罗和戈多尔芬的劝解下逐步认识到政府大臣必须与议会多数党相一致，议会换了，政府也要换，否则政府将受到议会的强烈抵制，行政事务便无法运作。因此，虽然从个人感情上说她极其厌恶辉格党，但她还是在1708年听从劝告，组织了一个辉格党政府，开创了内阁与议会多数党一致的先例。安妮女王的继任者乔治一世，来自德意志的一位小王公，由于其不通英语和对英国事务不感兴趣。他发现必须接受议会多数派的统治地位，否则“国王陛下的政府”便会麻烦不断。为此，他必须任命议会多数派领袖出任政府首脑，而不管从感情上说他是喜欢这个人还是不喜欢这个人。英国因为其稳重的、令世人印象深刻的民主政治，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拓者。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
材料二：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在行政区域的安排上出现了一些新的要素，一部分来自近现代的政治安排，一部分则来自改革以来的政治尝试。如作为我国四大基本政治制度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央直接设置政府机构并派出官员来治理，已不同于传统帝国政治对边疆的管理模式；如果说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现代性的政治安排，而另一特殊类型的行政区域安排，则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国两制”实践。“一国两制”作为现代政治语境下的一个大胆实践，的确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当代中国政治从近现代政治中承接过来的，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系。这构成当代中国政治“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基础。应该说，从“延安道路”时起，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特征的政治体系。这一政治体系在建国后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在改革开放后，其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架构，在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全面完善。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无疑都在其中发挥着核心的主导作用。
——摘编自刘伟《论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性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表：建国前（1876-1949）铁路干支线总表（不包括矿山线、森林线、码头线在内）
时期 | 分布 | 新建 （单位：公里） | 分布比例（约） | 经营类型 |
清政府 （1876-1911） | 关内各省 | 5749.5 | 63%（主要在华北、上海周边） | 国营、商办中外合营官商合办等 |
东三省 | 3387.7 | 37% | ||
共计 | 9137.2 | |||
北洋政府 （1912-1927） | 关内各省 | 2169.9 | 55% | 国营、商办日本擅修中日合办 |
东三省 | 1776.8 | 45% | ||
共计 | 3946.7 | |||
国民党政 府（1928-1949） | 东三省（1928-1931） | 910.8 | 7% | 主要为国营和日伪经营、少量商办 |
关内各省（1928-1937） | 3602.5 | 27%（主要在南京周边） | ||
国民党政治区（1937—1945） | 1913.6 | 14.5% | ||
华北人民解放区（1948） | 59 | 0.5% | ||
关内日日伪控制区（1937-1945） | 924.7 | 7% | ||
东三省和热河省（1937-1945） | 5745.8 | 44% | ||
共计 | 13156.4 | |||
建国前全国大陆铁路 | 26240.3 | |||
——摘编自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
综合提取表中历史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提取信息充分，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楚。）
材料：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社会对婚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树立了政府与法律的权威，只有得到官府证许的婚姻才是合法的。如此强调官婚，便使婚姻更加规范化、严肃化，因而增加了离异的困难性，有利于个体小家庭的巩固。在婚姻生活中，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婚姻家庭关系，明确了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奸乱行为加以严惩。法律触及到了婚姻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法处理婚姻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秦社会对婚姻问题的法律规范稳定了婚姻家庭关系，维护了国家与社会的秩序，使建立在小家庭基础上的秦成就了灭六国、一统天下的伟业，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之，秦社会对婚姻问题的法律规范虽谈不上全面系统，却有着开创性的历史意义，为后世处理婚姻问题、规范婚姻行为、协调婚姻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摘编自刘举《商鞅变法后秦社会对婚姻问题的法律规范》
材料：国际联盟的出现不仅反映了20世纪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的现实，更表达了人类在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的大战之后对世界和平的追求与向往。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组成的常设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是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重要发展，是各国维护和平、努力用协商和仲裁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理念的继续实践。它在推进国际社会有序化，促进国际合作，伸张中小国家正当诉求，以及促进人权与社会福利、改善劳工劳动条件和待遇等方面所做的有益工作，都是人类社会取得的文明进步，对现代国际组织的运作与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正如华尔脱斯所说：“国联不论在成功或失败的时候，始终以宪章的形式体现了人类向往和平和一个合理组织起来的世界的愿望”。但是，国际联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并没有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实际变成了维护战胜国利益的“战后新秩序”，反而在客观上助长了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彻底破产，国际联盟也名存实亡。1946年4月19日，国际联盟正式宣布解散。
——摘编自徐蓝《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
材料：在陈独秀看来，西方民族是理性的民族，而东方民族是感性的民族。因此他视西方文化为先进的现代文化，视东方文化为落后的古代文化。陈独秀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首先是“气候土地”条件决定的。他曾说“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在他眼里，东方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代表世界现代化发展方向的资本主义文化；封建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落后与先进的矛盾，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由于地理和历史演进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民族性。陈独秀认为，积极、进取、好斗、追求自由的个人主义精神是西方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东方文化的民族性则是无为、庸俗、守旧和不思进取。他认为，东方民族虽然强调家庭为重，却普遍缺乏公共心，因而整个民族缺乏组织力；而西方民族虽然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他们有维护国家利益的公共心，因而西方国家在关键时候有组织力，不像中国人这样涣散。
——摘编自郑丽平《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观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