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形象 | 形象特点 | 评论者（生卒年代） |
“异端”、“妖孽”、“罪人”、“小人” | 离经叛道、带坏士风、颠倒是非 | 黄宗羲（1610—1695） |
乱天下、导致国家灭亡 | 方以智（1611—1671） | |
反封建、反专制的斗士 | 具有人道主义等，又有封建主义的局限性 | 侯外庐（1903—1987） |
思想具有近代原理和近代精神的思想家 | 发现新的人伦物理，突破儒家的伦理规范，提倡具有近代意识的“欲”、“利”等概念 | 岛田虔次（1917—2000） |
材料一：在18，19世纪英国城市化过程中，工厂主在自认为最有利于其经济活动的土地上任意建造厂房，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狭窄且不规则的街道上工业建筑和居民建筑混杂交织在一起，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污水和浓烟在城市里蔓延，到19世纪早期，几乎所有快速增长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都达到了每英亩300人，低矮的工人住宅区到处都是水洼，被垃圾、度弃物和臭气所包围。1848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法案涵盖了对城市街道、住房、卫生设施和公共空间进行治理的内容，确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市物质环境实行管理的原则。随后，英国政府颁布了关于住房与城市规划的一系到法案，至19世纪末英国城市规划基本得到完善。英国是最早的工业化国家，却在工业革命之后，变得满目疮痍，成为环境污染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污染及其治理过程必会给我们一些教训的思考和经验的借鉴。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是达到一种经济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互兼赢。
材料二：上海开埠后，随着租界的设立和扩张、中外贸易的推进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上海人口由1843年的27万增长至1910年的128万余人，但这些人口主要是迫于战乱、灾荒和农村经济的凋敝而流入上海，当时的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远不及实际需求，导致流入城市者大多成为触目皆足的城市贫民，被迫在城市边缘地带搭建了成片的窝棚栖身。上海开埠后的城市行政格局，实行华洋分治，近代西方样式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已经较为广泛地进入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城市生活领城，城市管理也趋制度化；在租界以外的华界如豫园所在的上海老城区，尽管人口拥挤，近代市政设施却几无踪影，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和城区的扩展，近郊农村也面临着环境污染如水资源的污染问题。“沿淞沪铁路天通庵与江湾车站之间，有威士皮革厂，傍江湾河而立，凡厂中秽水，皆于河中。”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国近代成市化进程中。
——摘编自戴鞍钢《城市化与“城市病”——以近代上海为例》
材料：历史虚无主义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否定革命论”，贬低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解放意义，认为革命完全是破坏性的和错误的；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是错误的，偏离了“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史学上的表现如“侵略有功论”，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西方各国送给中国的近代文明礼物，鼓吹中国的现代化应该通过追随殖民帝国来完成；再如“人物重评说”，对历史人物进行翻案式的重新评价，盲目和错误地使用逆向推理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颠覆式的重新解读，贬损孙中山、毛泽东、鲁迅等人的历史功绩，而对慈禧、李鸿章等人进行“去阶级化”，并大肆颂扬。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中选取一个角度对材料观点进行分析论证。（角度选取要正确，论证要充分合理，表达清楚完整）
材料：宋代之前的科举，有所谓的“行卷”之说，即应试举子将自认为自创的最优秀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投呈给当时的名公世卿及文坛上有名望地位的人，求得他们的赏识，冀图通过这种考前的人际交往和运作，影响知举官的阅卷取舍。一旦被录取，双方就有了座主、门生的师生关系……宋太祖在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即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开宝六年（973年）更开创科举的殿试制度，把科举名次的最后决定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及第进士皆“天子门生”。后来宋廷又对科举实行“封弥、誊录”诸法，加上朝廷重典的震慑，知举官徇私舞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止。
——摘编自《宋代对科举制度的改革》
材料：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安理会有权断定“争端或情势之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可以提出必要或合宜之临时办法并“促请当事国遵行”，它还有权“采取必要之空海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授权联合国大会“讨论本宪章范围内之任何问题或事项”，“得向联合国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或兼向两者提出对该问题或事项的建议”。在维护和平与安全领域，大会“得考虑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合作之普通原则，并得向……安理会提出对于该项原则之建议”。《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有根据情况权宜行事的活动余地，并可“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甚至有权“协助安理会探索合宜之临时办法”。联合国秘书长成为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决策机制中的积极变量。
——摘编自陈先才《联合国维和机制研究》
材料：大清对外交往史上，出现了一个特别傲慢的人，他就是李鸿章。大清官员在对待外夷方面，态度随着大清武力的一败再败而逐渐发生改变，大致的规律是——前倨后恭！而李鸿章却变化不大，总的来讲，是一直坚持“倨”。
李鸿章旅游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都能着迷，并不惜重金，给老太后购回一台！但他忽略了最不该忽略的一件东西——他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说：“无甚可观！”毕竟是清的栋梁，老先生骨子里还是傲慢的！“无甚可观”——四个字，代表了当时整个民族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