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希腊的政治思想，包括民主观念对中世纪欧洲影响甚微，直到1260年左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译成拉丁文，希腊人的政治思想才为中世纪欧洲人所知。……但到这时欧洲的议会政治已经形成，英国法学家布拉克顿也已提出“王在法下”的政治主张。……中世纪欧洲的政治传统对近代民主有重要的孕育作用。
——摘编自《中外政治文明历程》
材料二：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最终确定了参加1949年新政协的662位代表名单。其中，共产党精英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1953年召开由人民普选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国内开展人口普查和选民登记。
——摘编自秦立海《民主的追求》等
材料：周公其人，堪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主持完成了周初的改革，其关于“天下治式、社会模式、行为范式”方面的创举，着实当得起“万世之谋”四个字。在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周公亲自谋划落实分封，主要分四个层级进行：第一层是周天子，第二层是分封的“姬姓”王族子弟，第三层是分封的功臣子弟，第四层主要分封的是殷商旧族后裔。钱穆先生对此的评价是“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迫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现。”西周以前，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多具有原始氏族的特征，总体上是很松散的。周公对宗法制的完善，结下了一张由“个人——家庭——家族——国家”织成的比较严密的社会网络。周公还认为“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要让整个社会形成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总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变革，周公改制无疑是成功的。
材料：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对此美国社会的反应是既愤慨又感到耻辱，民众和海军强烈要求对日复仇，决策层有人主张把主要兵力和资源用在太平洋战场。然而，罗斯福总统和军方高层最终决定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对于美国来说，“先欧后亚”的战略思想最早出现在美西战争之前。由于此时美国与日本争夺夏威夷以及美国越来越难以容忍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统治，1897年5月美国提出：“首先对付西班牙，同时在太平洋进行防御作战，直到将西班牙打败再集中力量对付日本。”其给出的理由是：美国的人口、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位于美国东海岸和东北部，相对于日本，西班牙地理位置上更靠近美国。当法国败亡，欧洲只剩下英国独自抵抗时，罗斯福清楚，英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欧洲法西斯主义胜利的必然结果，不但意味着美国本土将受到威胁，而且对美国赖以立国的民主价值观也是一种严重的挑战。尽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更严重，但从长远看，最终的强敌还是德国。自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数年之内日本并没有将赢弱的中国彻底征服，这多少也让美英低估它的军事力量。方人对日本人成亚洲人存在“普遍的种族傲慢”，这种贬低日本或亚洲人的种族观念，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这一战略无疑使中国成为“被遗忘的盟友”。
——摘编自《“二战”中美国为何采取“先欧后亚”战略》
材料：曾纪泽（1839—1890），晚清外交家，“中兴名臣”曾国藩之子。1878年出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热衷学习西学，突破林则徐、魏源时代“坚船利炮”的范畴，其涉猎领域涉及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他认为：“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国于古皆曾有之，不为罕也。”曾纪泽在出任驻英、法公使前后，为尽量避免在外交活动中出现差错，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国际法。他曾援引国际法，成功改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特克斯河流域两万多平方千米的领土。他曾在拜见慈禧太后时说：“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摘编自蒋跃波《试评曾纪泽的近代外交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