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力——农民的“安居乐业”。农民得以安居乐业，“盛世”便有保障。反之，当饥寒交迫的民众“揭竿而起”之时，专政手段再强大的王朝也难逃土崩瓦解的厄运。这类事实的反复出现，使得统治阶级中富于远见的人士认识到民众不可侮。基于这类考察，中国的“圣君”“贤臣”们很早就提出“知人”“安民”，时至晚周，民本思想渐趋盛大。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孔子指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并有“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在孔子身后，《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更对民本思想加以发挥。总之，“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民本命题是中华农业社会的一种传统政治思想，“仁政”“王道”学说由此派生出来。
材料二：到了皇权社会末世，传统的民本主义在某些具有异端倾向的论者（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傅山、唐甄等）那里提升到新阶段。……明末清初的“新民本”超越固有民本主义的所在颇多，而关键点在于摆脱了尊君论羁绊，将批判锋芒指向全体专制君主。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明清之际的“新民本”思想家，是在没有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情况下，将先秦以来受制于君权的民本思想推进到“新民本”高度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天瑜《“民本”与“尊君”（论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