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农村经济较以前相比虽有所提高，但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等广大地区，既不知积肥施肥也没有水利灌溉工程，“耕种灭裂（草率、粗略），种而不莳（移栽），俗名漫撒”。荆湖南路的西岸地区，“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其间，盖史谓刀耕火种也”。在许多地区，“百家为村，有食者不过数家，贫破之人十常八九”。另外，宋政府财政吃紧，急于敛财，往往拿商人开刀，特别是活动在农村的中小商人，更成为其苛敛的对象。
——摘编自仝晰纲《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
材料二：1933年5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开始进行农业建设运动。在农村复兴委员会大力倡导下，国民政府裁废苛捐杂税5200多种，但由于财政吃紧，执行不力。面对灾荒，政府用“灾民之壮者”修路、垦殖、生产，并十分重视灾后并发症的防治，以期弥补传统救灾方式的短效和低效。1934年行政院设计《农村合作社章程》，推动农民之间的合作。这场运动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初步探索，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收效甚微。
——摘编自王军《南京国民政府农业建设研究（1933-1937）》
材料三：80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在农民的探索与地方开明领导人的支持与相互推动中开始的，粮食等农产品的爆炸式增长，坚定了决策者的信心，最终形成全国性政策。1984年邓小平考察江苏，当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他受到鼓舞，从中看到了乡村振兴与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希望。他在会见外宾时曾说：“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据萧冬连《从计划到市场：突破如何成为可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