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假如这是对的，就对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父忠君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写得很煽情，只可惜不讲道理：①。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但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
与此相反，英国出现了一种毫不煽情的伦理学。罗素先生这样评价这些注重个人实际利益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既然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提倡相反的伦理，那么对他们的评价也该是相反的：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