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香港和五口输入的外国商品，使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当一部分人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破产的时候，总会有一批生产者被抛出生产之外，成为多余的人。据那个时候西方人的观察，“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工价，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徙，离家不计也”。面对这种情况，因西方势力楔入而产生的经济变化只能像水面波纹一样层层翻出，缓缓荡开。新的生产方式在取代着旧的生产方式，并因此而造成了城乡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具有两重意义。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买办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是外国人可以直接影响的一部分中国人。按照相关统计，1872﹣1913年中国共开办145家新式企业，已知投资人202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地主和官僚，有113人；其次即是买办，有50人。“买办不仅在数量上、投资的规模上极力侧身于近代工商企业，而且获利颇丰。买办的这些活动，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国人投资近代新式企业的热情，有利于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买办对普通人的生活也产生很大影响，农村通过他们才用上了物美价廉的煤油、洋布和其他棉织品。
﹣﹣摘编自金普森、易继苍在《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变迁》
完成下列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