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夏曾佑以猫论虎之说其实与金圣叹想象小说家“解衣踞地”作扑、掀、剪一样，都无法解决打虎的知识性难题。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正因为这是读者无法印证的知识，所以才使他获得了发挥的空间。《水浒传》“武松打虎”这个脍炙人口的精彩片段，所谓一扑、一掀、一剪的三段式打斗过程，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三拳是异曲同工的，后者用油酱铺、彩帛铺、全堂水陆道场的生活知识唤起读者的真实感，武松打虎则用人虎相搏同样“事不过三”的过程感营造出一种匪夷所思的真实感，并成就了《水浒传》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的艺术魅力。
《西游记》也善于运用日常知识进行戏谑性描写，以达到绝佳的娱乐效果。如第三十九回写太上老君很不情愿地递与孙悟空一粒金丹去救活乌鸡国王，孙悟空接了金丹，就往口里丢，慌得老君揪住孙悟空就揝着拳头。作者写道：“原来那猴子颏下有嗉袋儿。他把那金丹噙在嗉袋里。”点出了孙悟空戏弄老君的生理特点亦即这一描写的知识点。又如第六十八、六十九回在朱紫国的描写，将中医诊脉、医药知识真假参半地糅和在一起，娱乐效果也极强。
当然，为了不影响小说的娱乐效果，一些小说家在纳入知识性内容时，还会根据情节展开的需要进行适当的安排。也就是说，娱乐化的知识要素，不一定都是准确无误的知识。关键是，知识性不应成为娱乐性的障碍。而在一些小说中，我们也确实看到，知识的生硬或过度阑入，也可能会降低小说的“易读性”和“可读性”，进而降低小说的娱乐性
（节选自刘勇强《小说知识学：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
材料二：
赛珍珠以亲身感受准确、贴切地阐明了这样一种事实：“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我用高兴一词并不是只是指让他们发笑，虽然那也是中国小说的目的之一。我指的是吸引和占有整个思想注意力。我指的是通过生活的画面和那种生活的意义来启发人们的思想。我指的是鼓舞人们的志气，但不是凭经验谈论艺术，而是通过关于每个时代的人的故事，使人们觉得是在谈他们自己”。与说教、解忧和劝谏都不同，在民间，小说是人自然性情的流露和外化，能给人以快感，在认识、娱乐、教育、交际、陶冶、启迪、审美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功效。她进一步从本质上提示了民间小说与圣贤哲人著述的相异点：“中国学者的态度终究未能压制住故事在民间的‘生长发育’……文学这一样式的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是那么生机勃勃，贴近生活，着实让人吃惊。中国人生哲学经典著作中的人物均是中国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模样，换言之，那是理想的境界，而在故事和小说中，人们发现的才是真实的中国人。”这与黑格尔所谓欣赏者“按照自己的信仰、情感和思想在艺术作品里重新发现他自己，而且能和所表现的对象起共鸣”的理论表述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节选自刘澍芃《赛珍珠论中国传统小说的社会功能》）
材料三：
可以说，娱乐性是中国小说与生俱来的美学特征，娱乐性并不能使小说思想更深刻、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与境界，但可以使小说更好看，更具可读性，构成小说更丰富的内涵。即使在小说更多元发展的今天，娱乐性极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然而，近百年来，中国的小说给人的整体感受是太沉重，作家背负的精神压力太大，完全忘记了小说的娱乐精神。要么在急于批判现实中迷失自我，要么被世俗利益牵制，被低俗趣味蒙蔽。近些年，又呈现出小资化的写作倾向，缺乏对来自土地、来自于生活一线的、来自底层的鲜活生辣的生命状态的书写，而这恰恰是娱乐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导致了现在很多小说，无论作者如何吹嘘自己小说创作的高妙，尽管理伦家如何去阐释它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但普通老百姓并不买账，这个事实，即便在我们著名作家中并不少见。譬如莫言，获得诺奖，按理应该是一时洛阳纸贵，然市场销售并不好。我想，或许文学的娱乐精神的缺失，没真正唤起底层的阅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吧。
（节选自周明全《中国小说中的娱乐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