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古代中西方的幸福观
孟子主张：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荀子认为：“荣辱之来，必象其德。……故言有召福也，行有召辱也，”主张以修养德性来“召福”；朱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放弃私利。其中，“多子多福”和家族“香火”旺盛成为个人幸福观的显著标志和重要体现。
在西方，以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们认为人生幸福具备三个条件：身体、财富和德行，而德行最根本。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性和美德，就决不会有幸福，幸福在于善行。
材料二：近代中西方的幸福观
在近代，中国人的幸福观日趋多样化，有人把国家的独立富强当做终身幸福而奋斗，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些思想家以批判三纲、提倡自由、平等为前提，逐步形成了注重利群且倾向合理利己的求乐免苦幸福观。
19世纪的西方，享乐幸福论流行，主张物质需要的满足高于一切。在欧洲，功利主义流行。“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所接纳和欢迎的幸福观。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个人利益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依据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快乐和幸福的重要内容就是获得和占有财产，在这种原则的驱使下，欧洲载着利炮的坚船驶向各个大洋，在大肆劫掠别人财富的同时，在世界各地升起了自己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