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赦免是中国古代封建君主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手段，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赦免，把它当作稳固皇权的重要措施。赦免在一开始并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措施，而是原始社会典籍中出现的一类有关“仁政”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赦免具有临时性、随意性，诸侯中的大赦之法基本上都是特赦。汉代以后，统治者开始经常性的使用赦免，《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刘秀下诏：“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因而大赦天下，使人们从事生产。赦免权力开始逐渐的收归中央，赦免成为一种习惯法，名目和次数也日益增多。
——摘编自袁文超《中国古代赦免现象分析》
材料二：从自然法在欧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近代法治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在西方国家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历程。在治理国家的道德和法律手段的争论中，人治观虽显赫一时但瞬间便悠忽不现，“人类理性所体现之正义，高于一切”。启蒙思想家们大都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统治者行使的权力是人民的共同权力。西方法治主义者在性恶论的基础上，敏锐的捕捉到权力专制的天性，因而便给权力重新解构、定为、整合。以近代法的理性主义对权力进行道德约束，以三权分立对权力进行制度约束，使权力之间相互制约。
——摘编自于语和《中国礼治与西方法治之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