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治维新时)改革的动力是西化……英国模式自然作为铁路、电信、公共建筑和市政工程、纺织工业以及许多商业方法方面的模范；法国模式用来改革法制，改革军事(后来采用德国模式)；海军当然还是学习英国；大学则归功于美国。日本聘请的专家在日本人监督下从1875年的五六百人，上涨到三千人左右。然而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就困难了……于是不到二十年，便出现一股反对极端西化、极端自由化的势力……(他们)实际上想制造一个新的以天皇为核心的国教，即神道崇拜。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
材料二我理解由著名德国学者格奈斯特和施泰因所提倡的国家组织之梗要，我对其观点知之甚深，乃是可为帝国大厦奠定基础而不至减损天皇权威。回观国情，人人皆信英美法自由激进之论，视其为金玉良言，以至国家几被损毁。但我已有纠正之理由，报国正是此时，我深信实现此信念至为重要。
——伊藤博文(18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