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和他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他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但是从他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到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他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真的喜爱现代文学！），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的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有了比较严重的产物萌芽，这是他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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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他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得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他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