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规与国法 崔永东
“家规”与“国法”各有自己的领域，对稳定家族秩序和国家秩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家规提倡“孝道”价值观，凸显家族利益至上，注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国法提倡“忠道”价值观，凸显国家利益至上，重视忠君爱国、无私奉献。
家规与国法之间在功能上又可以互相支撑，在内容上也可以互相补充。“家规”重在“修身、齐家”，“国法”重在“治国、平天下”，一个恪守家规的人必然能够遵守国法。在此层面上，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家规连着国法。家规是治家教子、修养心性、立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家训”“家戒”等内容，家训的内容旨在要求家人“必须怎么做”，家戒的内容旨在要求家人“不能怎么做”。以《河东裴氏家训》《河东裴氏家戒》为例：“立志向善，做贤子孙。贻谋燕翼，勿忘祖恩。”“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丰家裕国，莫此为先。秃惰奢靡，祸害无边。”这就阐明了在家修身与在外治国的关联性，揭示了家规通向国法的功能性价值。
单从历史上看，家规与国法存在着很多的共同性，因其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维护儒家伦理秩序成为其共同的使命。无论是家规还是国法，它们都将儒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转化成了制度安排，靠制度的力量来督促人们积极践行儒家道德，从而形成一种具有良风美俗的社会秩序。
家规的广义解释是家族法规，是所谓“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制定的法规，或称宗族法规。宗族法规除了贯彻儒家伦理精神外，还凝聚了基层族群的“基本共识”，这种共识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习惯性观念和规则，它们成了支配基层族群社会生活的“活法”。
在古代中国的广大基层社会，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往往是靠宗族组织依据“活法”进行调解之类的“准司法”活动加以化解的，此类准司法活动也可称之为“社会司法”。由于基层社会组织在当时有着较大的权力，如政治权、经济权、调解权、惩戒权等，因此有足够的能力来化解纠纷、维持社会秩序。这再一次说明，家族法规与国家法律虽然在内容和功能上有所不同，但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目标上的趋同性。
在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从主流上看，家规与国法有着共同的精神纽带，即儒家的伦理道德。家规与国法共同将儒家道德加以制度化，体现了德、法共治的价值取向。如果说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国法完善的话，那么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则有赖于家规的完善了。因此，为了重塑家族法规，我们有必要为其注入新时代的内容，使其适应新的时代，并结合基层社会组织的重建，使古老的家族法规在整合基层社会秩序方面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7月11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