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上，伫立着12根描述巴蜀历史的文化柱，其中一根文化柱上刻有四个大字——文宗在蜀。人杰地灵的天府之国，孕育了无数的文学巨匠和宗师。从汉代“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家：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到唐代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再到宋朝的千古第一文人苏轼，以及近代的作家郭沫若、巴金等，“巴蜀自古出文宗”的传承可谓是千古流芳。
巴蜀有句俗话，“李冰治水，文翁化蜀”。说的是李冰治水，为蜀地成为“天府之国”提供了物质保障，而文翁兴学，则为蜀中教育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秦两汉时期的巴蜀之地已形成独特文明和文化，然而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文化标准来看，早期的巴蜀因道险且阻，难免给人一种“蜀地僻陋，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的感觉。为了改变巴蜀地区文化落后的现状，西汉时期，时任蜀郡太守的文翁，在成都创办了官学——“文翁石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政府开办的公立学校。文翁不仅面向全郡招收子弟学习，为学生免除徭役赋税，还挑选郡县吏中“开敏有材者”亲自教授，并派遣学生前往长安学习。
官学的建立大大改变了蜀地的文化状况，一时间蜀中求学蔚然成风，巴蜀之地一度出现“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更涌现出了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辞赋大家。受其影响，官学这一办学模式被推广于天下郡国，大大推动了全国教育的发展。蜀学之兴，由此开始。
自汉代以来，蜀学教育的兴盛就未曾中断。即使是在唐宋之交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后蜀也拥有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以继续发展教育。
宋代，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持续繁荣，加上重视文教的时代风气，学校教育堪称发达。绍兴七年（1137年），文翁礼殿改为大成殿，当时的皇帝高宗御书“大成之殿”四字匾额以赐府学。两宋以文治国，文彦博、宋祁、范成大等名臣先后镇蜀兴办文教。成都府学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者，“石室之学，通养六十州之士”，成都府学不仅承担起培养整个四川地区人才的重任，也为全国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诞生于唐代、作为官方藏书和修书之处的书院也逐渐演化为教学机构，其教学功能不断被强化。明清时期，成都各地书院依旧蓬勃发展，在教化人民、培养“良士”“名臣”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推动了四川文化事业的繁荣。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有识之士提出废科举、办新学的主张。清末，几乎所有书院都改为新式学堂，由此拉开了蜀地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序幕。
（摘编自成都博物馆2019年8月《原来这才是“西蜀自古出文宗”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