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与假的相互制约
孙绍振
艺术的真实，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真，它不是绝对的不掺一点“假”，相反，只有在假定形式中，真实性才能更充分地发挥。
生活不经过一番改造是不能成为艺术形象的。创作劳动主要就集中在改造这一点上。白石老人画虾，不止一次地减少了腹下节足的数量，米开朗琪罗放在梅提契的墓上的青年男子的雕像超比例地延长了弯曲的腰身和手臂，二者不但没有导致虚假，反而达到更高的真实。白石老人关于绘画艺术有过名言：“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俄国伟大画家苏里柯夫学素描时，他的老师契斯恰可夫对他说：“要尽可能地接近实物，可是绝不能一模一样，因为要一模一样，结果反而弄得不像。”艺术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奇妙，为了使艺术更像生活，却要敢使艺术不像生活。艺术是假定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建国初期，有个地方剧团片面地迷恋于生活区的逼真，在演《牛郎织女》时，让真牛上台，结果那牛并不能理解牛郎的激动心情，弄得牛郎不能专心向织女殷勤，一直处在提心吊胆的尴尬状态。这时，真牛却留下一堆粪便，扬长而去。这种真牛反而不如一条没有实用价值的牛鞭子（装饰着彩色流苏的）来得真实。
作家的劳动对象就是生活中逼真的素材，作家的劳动实践就是要把生活逼真改造为艺术的真实。
文学创作的真实是一种虚构的真实。文学要把普遍分散地存在的逼真改造成为特殊的具体的人物情景和过程，就不能不突破真人、真事、真物的局限。所以曹雪芹要把真事隐去（甄仕隐）而公然声明自己所写的是满纸荒唐言，是假语村言（贾雨村）。这可以充分说明在艺术作品中生活的真实性是受艺术的假定性制约，没有了艺术假定，也就不能有生活的本质。
要获得文学创作的能力，就是要获得艺术地进行真实的虚构的能力，而不是照搬生活的能力。初学写作者如果被生活的原始素材逼真的森严性吓住了，不敢突破真人、真事、真物的局限，他的才能就可能受到束缚，他的想象、他的感情就很难得到自由的发挥。
世界文学史画廊中最伟大的典型都不完全是生活的逼真的实录，它们都有“臆造”、“臆测”、“臆象”那样的特点，都是一种“逼真的幻觉”。表面上看来都有一点不现实，畸形、怪诞，不像话，不像真正存在过的。唐·吉诃德，奥勃咯摩夫、浮士德、高里奥、哈姆雷特、玛丝洛娃、贾宝玉、阿Q，好像都有不现实的“臆造”的特点，但恰恰又是最能叫人着迷的魅力。就像中国画中的泼墨画，不能作细节的追求，但又是给人以淋漓尽致的艺术享受的。相反，那样过分拘泥于生活逼真，过分照搬现实场景的，例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那样的作品和那些“极镂绘之工”的咏物诗一样，反而显得艺术格调不高，不及《红楼梦》中那些带着神秘色彩的太虚幻境、通灵宝玉、和尚道士之类的吸引人，甚至不及《聊斋》中的狐媚鬼道动人。丹麦的许多现实性的小说也不及安徙生的童话动人。艺术如果完全排除了假定性就不成为艺术了。真正的艺术常常带有写意的色彩，写意就是不太拘泥于形，让客观生活与主观思绪融合起来按着形式的轨道酣畅地运行。也就是《文心雕龙·神思》所以的“神与物游”。搞文学创作，光有“物”（生活）不免粗糙，光有“神”，是抽象的，把二者结合起来就可能有一种自由酣畅的笔墨。这种笔墨的气韵不光来自生活，也来自作家，它不为生活所拘，不过分贴紧生活，而是在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轨道上飞旋。艺术之所以能围绕着生活的太阳公转，是由于它本身还以自己为中心在自转。
（选自孙绍振《审美形象的创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