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这进一步彰显了就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位置,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
2012年以来,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趋于减少,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在就业方面始终存在巨大压力。由于措施得当有力,我国已经连续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300万人,失业率始终稳定在较低水平。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未来几年的就业仍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此外,一些特殊就业困难群体、零就业家庭等需要给予特殊关照。与缓解就业总量压力相比,就业结构矛盾的缓解和就业质量的提高难度更大,更需要政策持续发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04月16日)
材料二:
[注]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Q4指第四季度。
(数据来源于互联网)
材料三: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决定就业的主要因素。虽然增长的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即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会有变化,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同规模的就业,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把经济增长当作首要目标来追求的。但实际上,就业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我国现在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创新,更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红利的增加。最近20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显著增加,这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预期,随着教育被定位于“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一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如果能够最大可能地实现就业,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创新,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既事关民生,也事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赖德胜《作为宏观政策的就业优先政策》)
材料四:
在信息化时代,由互联网创造的巨大信息交互平台,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参与者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渠道。互联网提供的及时有效的信息,加强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沟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工作搜寻等方式,影响个人的就业决策。此外,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广泛应用,还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职业类别,为个体的就业带来多元化选择,能够使个人获得更多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机会,为提高个体的就业质量带来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53.2%,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仍然较低,并且由于城乡分割、个体差异的存在,在中老年、女性和农民工等人群中的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技能都普遍偏低。
(摘编自《互联网使用、就业决策与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