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为了应对国际战争和冲突，构建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一系列全球治理方案接踵而出，但总体上收获甚微。这不禁令人反思一个重大问题：构建持续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秩序是否可能？
依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解，构建持续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战争是伦理发展的必然环节，是保持各民族伦理健康的必要手段，“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应当说，在黑格尔所处的现代性发展阶段，这种理解不仅是正确的，还是相当深刻的。因为黑格尔把握了那个时代主体间、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如前文所述，在各个国家为了实现自我发展而激烈争夺有限的发展条件时，战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和平不过是弱小国家面对大国霸权的无奈选择，或多个大国之间的短期相互制衡。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一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和力量，平衡便必然会被打破，“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仍将继续。
但问题在于，当今世界已经远不是黑格尔所处的那个现代性起步和快速发展的时代，而是处于现代性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今日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严重化和普遍化，并不是靠丛林法则就能根本解决的。对外战争不能确保自身和平，限制他国发展不能确保自我发展，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不共赢就不能单赢，这已经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这时候再抱着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方案不放，显然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了。时代发展呼唤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准确把握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方案，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首次突破和超越了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方案的单一主体性思维，在主体性基础上强调公共性，开启了全球治理的崭新篇章。
现代性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特点，是所有国家都居于其中的历史境遇。那么，为何唯有中国能够率先提出超越传统现代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呢？这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决定的。中国道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从来就不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式的发展道路，而始终是一种集体主义或公共主义式的发展道路。这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从其开启之日起，就与西方经典现代性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的市民社会、原子化的个人、“一切人反时一切人的战争”，在中国道路中没有生根发芽的土壤。
由此可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不仅体现于提出一整套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而且做到了准确把握现代性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成功提出一种超越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观和发展观的新方案。其最根本、最重要的世界意义在在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拓展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推进，为这种新方案的实施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和鲜活的示范。
（节选自桑明旭、郭湛《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坐标、现实基础与世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