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我国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献典籍。中国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古代文献收藏的大国，一向以人文荟萃、典籍浩繁著称于世。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均有数量不等的古籍收藏，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献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民族之魂，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认同，正是今天及未来我国文化工作的精神支撑与理论基础之一。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挑战，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
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自信写入党章，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全新拓展和深化，是对文化战略地位的全新认识和升华。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化虽然有现代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根本和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与来源。
早已有学者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非偶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倒如，梁漱溟先生谈到：“无产阶级精神既有高于我们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的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古代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偏重人与人之间的情理，这使得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重视人与物的关系截然不同，但与马克思主义却有一定的相容性与一致性。今天，我们谈及文化自信，就是希望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博彝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这是一种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文化发展方向。其中的源泉之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总结与传承的民族。早在汉代，中国的书籍就已经“积如丘山”。历史土大多朝代对全国的书籍都进行过大规模和全面的整理，二十四史中的《经籍志》展示的就是千万学者前赴后继的壮观成果。这些群书目录及书志，使得中国古代的书籍像一支军队般整齐有序又蔚为壮观，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存于海内外的大量古籍。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当前，我们对中华典籍的现代保护与整理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应通过对中华古籍资源的开发，让留存于中华古籍中的理念、技术、故事通过现代视角、现代技术的梳理与转化，回答当代问题，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之中，为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助力？
（选自谷敏《中华典籍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学习时报》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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