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全庸武侠被奉为文学经典是一个重构经典的过程。想要重构经典，文学作品本身必须拥有极高的艺术魅力。但凡在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难以实现“经典化”。金庸武侠小说无疑在这几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尤其在文学创作这一环节中，金庸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都对传统武侠小说有着极高的超越，加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把故事巧妙地融入历史背景中去，给人以真实感。其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活、多样、有个性、读之令人爱恋，掩卷叫人流连。这样的武侠小说，怎能不打动人心。一旦打动人心，大家就会争相传阅，这就为其成为经典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只有大家都认可的优秀文学作品，才配得上经典的称号，金庸武侠小说无论从情节，人物还是艺术手法上来看，都是大手笔。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与洗礼、成为经典是其发展的必然。
除此之外，金庸的武侠小说还带有中西合璧的性质。首先、其武侠小说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从思想内容来看，金庸的小说往往在主题上流露出家国情怀，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正面人物形象往往都是侠肝义胆、胸怀天下的英雄。这样的英雄人物十分符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标准，而金庸也有意将儒侠奉为真正的大侠，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正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极大肯定。此外，金庸本人的古典文化功底也十分深厚、这在他的小说中不难发现。比如，金庸作品中的人名多是有典故出处的，像穆念慈、任盈盈、苗若兰、木婉清、余沧海、岳不群等等，看似信手拈来，实则都能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找到出处。这样的好名字在金庸作品中比比皆是，无形中提升了作品的意境，让人觉得韵味无穷。其次，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好地借鉴了西方现代写作中常用的写作技法，比如变形手法的使用，通过大胆的夸张与想象，对作品情节进行突破常规的创造，例如郭靖这位大侠在与敌军交战时使用的“降龙十八掌”就是作者的有意夸张。金庸作品中类似的描写还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化骨绵掌”“辟邪剑法”“鹰爪擒拿功”等都是作家的有意创作，这种夸张与变形不仅增强了阅读趣味，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变形技法的使用，可能和金庸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与金庸同时期的武侠作家梁羽生就曾在他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中提到：“金庸是‘洋才子’，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电影的影响，画面感较强。”但正是因为金庸武侠的中西合璧，才满足了不同读者的审美趣味。无形中也丰富了读者的审美感受，这也是金庸武侠持续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喜爱的关键原因。
（摘编自田莉莉《金庸与全民阅读——谈金庸小说对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材料二
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能否写出“人的文学”来．张恨水已经用《啼笑因缘》等小说实践做了圆满的回答。章回小说写“人的文学”，既有精彩的故事，也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果说张恨水小说还是一种尝试，金庸小说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以人的成长为中心，说故事、写人物。更有价值的是，怎样在章回小说的文体模式中写“人的文学”，金庸有着不同于张恨水等人的独特贡献。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小说中的人性张扬是将人物置于与传统文化的对抗中完成。写人性的多面性和人生的困顿，要求的是人性的发展和创造，是外国的人道主义观念的张扬；受到的是当时文坛新文学的影响。金庸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阐释人性，是在中国世俗文化中阐释政治文化与国民文化。写人性的规范性的光彩和对人生规律性的思考，金庸小说中的“人性”更具有中国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写“人的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传统世俗文化是恒定的规范，现代文化视角却是多面与灵活。在我看来。金庸小说的现代文化视角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文学艺术。例如在韦小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宫廷戏中的弄臣形象的影子。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那些复仇小说、侠士小说对金庸小说也有明显的影响。虽然这些外国小说的人物也还是类型人物，但是异样的影响给金庸小说人物带来了异样的色彩。二是电影艺术。电影的特写镜头突出的是画面感。在金庸小说中比比皆是，稍微回味一下。那些画面就会在你的脑海中停留，挥之不去。三是接受中国鲁迅等人的新小说的影响。鲁迅等人的新小说善于用细节刻画性格，塑造形象；金庸小说同样做得相当到位。
（摘编自汤哲声《金庸小说的文化解读与文化人格的建构》）
材料三
金庸笔下的文化，宽广深厚。他调动自己的丰富学养．从传统文化的思想大河中打捞宝贵的生存智慧和丰富的精神资源．作为自己塑造人物，设计武功，提炼主题，思考人生的重要参照思考，使武侠小说呈现出很高的文化层次。
儒、释、道、墨诸家精神的积极内涵都在其作品中有丰沛的体现。儒家积极入世、经世济民的思想，成就了金庸笔下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如郭靖、乔峰。他们忧虑众生，为善除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着阔大的胸怀。道家随心任性、率性而为的思想，成就了金庸笔下的经典角色张三丰、令狐冲、周伯通等。他们旷达超脱，不为外物所拘，独行于天地之间．崇尚精神人格的自由。同时，金庸还善于用佛性和佛理架构故事，如《天龙八部》中段誉、萧峰、萧远山、虚竹、慕容博、鸠摩智等人的命运叙事。儒重义务使命，道重自然天性，佛重救苦救难。金庸的小说，深深地烙印着传统文化的印迹。他将儒家的责任与道家的释放等有机融合在江湖的意境中，体现出对宇宙和人生的独特体悟和认识。金庸对武功的命名，不少取材于道家、佛家、儒家的修身养性智慧，比如太极拳、凌波微步、太玄神功、芙蓉金针、追风剑法、九阴真经、神行百变术、避邪剑法、玉女素心剑、黯然销魂掌、长拳八段锦、庖丁解牛掌、独孤九剑、左右互搏术、倚天屠龙功、四象六合刀、雨打飞花剑、华山伏虎拳、泰山十八盘等，凝聚着“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他还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阴阳八卦、音乐舞蹈等元素糅合在武功招式的创造中，于是有了“诗化武功”“音乐武功”“书法武功”“舞蹈武功”等等。比如《笑傲江湖》中，莫大以胡琴弹奏《潇湘夜雨》，“琴中藏剑，剑发琴音”，七只茶杯应声而断；《书剑恩仇录》中，金笛秀才余鱼同的金笛，时而做鞭，时而做笔，时而做暗器；《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演绎箫乐碧海潮生曲，以乐为武对战老顽童周伯通。《侠客行》中，一壁书法，一撇一捺、动静疾徐中都蕴含着剑术玄机。《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得知爱徒俞岱岩惨遭劫难后满腹悲情难自抑，深夜凭空书写王右军的《丧乱贴》，无意中创造出旷世书法武术。金庸以诗性的想象将武侠与音乐、书法、诗词等融会贯通，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性和文化内涵。
（摘编自鹿义霞《侠义道·文化根·世情劫·家国梦——金庸武侠小说的多重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