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的正负转换
杨燕迪
贝多芬的音乐与其前的莫扎特和其后的肖邦相比，都不免显得笨拙。这种笨拙，不仅在于贝氏的早慧程度不比莫扎特（以及肖邦），艺术上的成熟速度低于这两位，而且也体现在贝多芬的具体音乐编织中：贝氏音乐常常显得呼吸笨重、手脚极大，缺乏（莫扎特和肖邦都擅长的）优雅感和柔韧性。想想贝多芬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作品111）一开头那些似在踉跄与蹒跚的和弦步履，或是著名的《第九交响曲》（作品124）末乐章中对所有歌手都是梦魇的曲折旋法和非自然高音，以及“难听”的鬼怪式弦乐四重奏《大赋格》（作品133）中的锯齿性不协和旋律……当然，贝多芬也有轻盈、优雅和流利的时候，不过那多数是在他的早年。如此看来，与其说贝多芬的笨拙是某种与生俱来的负面缺陷，还不如说这种笨拙是作曲家有意追求的正面品质。
贝多芬这种“特负为正”的做法，在艺术中好像并非孤例。清代书画家郑郑變的书法乍一看歪歪扭扭，大大小小凑在一起，在外行人眼中简直像是生手的习作，“不成体统”，殊不知这种被喻为“乱石铺街”的“板桥体”却是多年深厚功力积淀所得，其散漫与稚拙给是它的特殊旨趣所在。又如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一辈子深居简出，将自己彻底封闭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逼仄空间中如此“闭门造车”，居然开掘出前所未闻的独特内心景深。音乐中将不幸和不利特化为积极力量最伟大的例证，当然非贝多芬莫属——众所周知，贝多芬自青年时代起，听觉便出现问题至老年几乎完全失聪。一位“聋人”成为史上最有名望的音乐家，这大约是艺术中转负为正最具反差和对比的戏剧性例证。尤其发人深省的是，贝多芬这一奇特的生平境遇和生理挫折，被极为深刻地卷入到他的艺术创造中——贝多芬音乐中的笨拙感，以及对这种笨拙感的营造、发展和深化，不仅是贝多芬对自己生平遭遇的简单回应，也是贝多芬从生活中酝酿出某种独特美学趣味的结果。
将负面缺憾转化为“正能量”，这是深植于艺术内部的一个重要机制，不论宏观还是微观均是如此。从宏观层面看，音乐应是“和”的艺术。然而，古往今来，真正让音乐有兴味、有魅力的元素往往都与“不协和”有关。“不协和”，从听觉上讲就是“不悦耳”，让耳朵不太舒服，所谓“刺耳”。但正因“刺耳”，却给听者的神经和大脑提供了刺激和警醒，让听者感到新鲜乃至兴奋，连带让音乐充满动力，推动音乐向前运行。结果，具有负面效应的“不协和”就成了推动音乐发展前进的积极因素。
由此可见，在艺术中之所以存在转负为正的魔术，是因为人性中原本被认为是弱点或缺憾的东西在特殊的艺术光照下却有可能成为积极的面向——这或许是艺术能够给人以深刻慰籍的缘由之一。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