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勤笔。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他，我止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国现在有人编“索引”、“引得”等等，又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为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摘自蔡元培《我的读书经验》
材料一：苏轼的阅读模式是：定向专一、反复整取，即带着A目标读第一遍，带着B目标读第二遍，带着C目标读第三遍，带着D目标读第四遍，数遍之后，便对书中多方面内容熟识了。
材料二：梁启超在读书时有“精读”和“浏览”之分，“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
材料三：我国著名史学家冯友兰先生归纳自己的读书方法，是四个字：精、解、知、明。 即“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
材料四：陈寅恪有一个读书习惯——在书上圈圈点点，其中有校勘、有批语。他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成为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著述的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