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船难常常被当作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在人生与历史交织的这艘邮轮上，人们之间在阶层、性别、年龄、族群/种族等维度上都存在差异，针对这些差异的种种制度安排，就是社会结构。“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就是由于与舱位、性别、年龄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不同乘客的生存机会。在“泰坦尼克号”上，票价越高，其舱位距离逃生甲板就越近，乘客到达甲板的时间也越早，登上救生艇的可能也就越大。针对舱位差异的制度安排，造成了乘客的幸存率总体而言逐级递减。另一方面，“女士和儿童优先”的撤离原则，使得船上女性和儿童的幸存率比男性更高。这些制度安排才是影响个人生存机会的结构力量。
然而，“结构的力量”之所在，也隐藏了“结构失效”的可能。在制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人们对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会影响结构的效力。“泰坦尼克号” 二等舱男性乘客幸存率最低的原因便在于此。“泰坦尼克号”在乘客撤离时，采用了“女士和儿童优先”这一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安排在两舷的具体实践是不同的。二副对聚集在左舷甲板上的二等舱男性乘客一律不许登上救生艇，而一副对聚集在右舷甲板上的三等舱男性乘客，在甲板上没有女士和儿童的情况下是允许他们登艇的，结果三等舱里男性乘客逃生率反而高于二等舱。任何制度安排，都只有在实践中通过人们的行动才能发挥效力；无论是结构的力量，还是结构失效，都是人们面对制度安排时行动选择的结果。每个行动都会影响到许多其他人，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而承担“行动的力量”。
（节选自何江穗《行动的重量：“泰坦尼克号”生与死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