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学教材的因与革
王海波
古代蒙学教材的兴替过程，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蒙学教材并不受古代政府管理，在自发的状态下产生了数量较多的教材，但真正广泛流行的经典教材并不多，周代以来主要有《史籀》《仓颉》《急就篇》《千字文》《蒙求》《百家姓》《三字经》《笠翁对韵》《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它们构成了蒙学教材发展的主线。二是经典蒙学教材的生命较长，往往被使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但它们也会被后起教材取代。如汉代《急就篇》逐渐取代《史籀》《仓颉》，使用至唐代而渐渐衰落，南北朝时《千字文》渐渐兴起，到宋末与《百家姓》《三字经》一起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教材体系，这个体系完全取代了《急就篇》，一直沿用到清末；再如唐代的《蒙求》，至明清时被《龙文鞭影》取代。这样的兴替，均不是某种机构强力推行的结果，完全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新的教育环境而主动选择的结果，这表明新的教材具有更多适合新的教育环境的特性。
在词汇学习阶段，初步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知识框架，是蒙学教材一贯坚持的编写理念。古代教育崇尚博学，因此，蒙学教材十分重视在初学阶段就为儿童奠定广博的知识基础。《急就篇》的姓氏、诸物、五官三个部分，涉及古代部族、自然事物、生活器物、职官、地理、律令等基本知识，是一个极为广博的知识体系。到《千字文》时，这一知识体系进一步丰富，历史内容逐渐增多，也为后来《蒙求》以历史人物为主体编写教材开创了新的道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沿用长久，其实就是对蒙学教材博物教育思想继承与发展的有力证明。《小学绀珠》《幼学琼林》等类书式蒙学教材，更是将这种教育理念发挥到极致，《声律启蒙》一类教材也蕴含有广博的自然、人文常识。
蒙学教材一直重视道德人格教育，这是古代教育思想的可贵之处。如《孝经》及宋代形成的《四书》分别被视为立德之本、入德之门，相对而言比较适合儿童学习，在古代教育实践中被广泛使用。《急就篇》“五官”部分的律令教育，就是法制教育，可以帮助儿童确立道德和行为规范，此外它还讲述了官员的道德修养要求。以律令和官员道德修养要求教育儿童，也符合读书人入仕的理想追求。以人物故事开展道德人格的教育，有十分古老的思想源头，《易传》中有君子蓄德之法，“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后，以德行教育为唯一宗旨的朱熹的《小学》，其嘉言、善行两章也采用这种教育方法，《纯正蒙求》《龙文鞭影》皆沿用此法，直至清末。
诗文写作，是古代考查人才的主要方式。诗文技能教育的需求变化直接影响着蒙学教材的生命力，而蒙学教材对这种需求变化的应对也十分迅速。因此，诗文能力的教育需求是推动蒙学教材变革的最为直接的因素。如汉代，“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大量识字及作赋成为读书人入仕的必备技能。汉赋主要艺术手法是铺陈相类事物，《急就篇》罗列相类事物词汇，类似于铺陈之法，这是《急就篇》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
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重，其主要考试文体是律诗、律赋。无论律诗、律赋，都讲求平仄押韵，且以切韵为准，这就需要应试者掌握切韵。《千字文》尚可以提供对仗的学习，但《急就篇》已完全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了，因此，《急就篇》开始衰落。而新生的《蒙求》在编排历史故事的时候，采用了切韵，并且四对八句一韵，这样就便于儿童学习格律及切韵。因此，《蒙求》受到普遍欢迎。
宋代科举考试文体也增加了论。因此，《三字经》中的句子不再有描写，文字没有辞采，全文主要采用直白的叙述或议论，而它在议论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是一段完整的议论。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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