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统治者在同治年间(1862—1874年)的所谓“武功”、“文治”。这一时期中国文士集团“文以载道,六经皆载道之文也。故言文者,必权与于经”,由于传统的价值标准的影响,忠君的士大夫在任何特定时期都不得不满足于清帝所给的回旋余地。经世派中人物,凡是不能适应地主阶级在所谓“治世”的新需要的,或是在适应地主阶级在所谓“治世”的新需要中反应迟缓的,往往被罢官以去,不再叙用,或者是屡罢屡用,沉浮宦海。因此,官场中的领导者们奉行中庸之道,对内妥协,对外防守。
——摘编自郭文菁《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比较》
材料二 然而,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它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清王朝国运持续衰落中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启一个新秩序的大胆而又相当成功的努力。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